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下)

霍韜晦

(原刊《法燈》450期,20191215日)

【編者按】本文原為一九八九年八月法住文化書院舉辦之「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系列講座之「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一講之講詞。時隔三十年,雖物換星移,但霍教授之思想洞見,依然熠熠生輝;對今日探討文化出路者仍大有啟發。因篇幅所限,將分三期刊登。

德治與人治

  一般人認為中國是「人治」,西方是「法治」;人治表示落後,法治表示先進,所以我們要打倒人治,建立法治云云。他們還有一根據,就是看中國歷代的帝王,很多十分醜惡,專制獨裁,做了很多殘暴的事。為甚麼過去中國不能夠建立法治,限制帝王的權力呢?這個批評如果從歷史的現實來看是不錯的,但是我們不可將現實政治上的醜惡歸咎於儒家,難道儒家贊成專制極權嗎?當然不是。儒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文化,它的理想,是從人的最深的性情來看人,對人樂觀;也可以說它把人看高了。人在現實上,畢竟有其生物性、本能性、私欲性的一面,所以西方人先講法規,先講制度,目的就是防範,對人性的陰暗面看得比較清楚。對這一面,儒家不是不知道,但單講懲罰,單用威嚇,是沒有用的,對人的成長沒有幫助。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德治」,而不是「人治」。儒家從來沒有贊成人治。在中國歷史裡,真正主張人治的是法家,法家所代表的是專制獨裁的政體。

  何謂德治?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德治,要求統治者自己以身作則,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你能夠做到,老百姓就會以你為榜樣。再進一步,儒家所講的德治,實際上是一種領袖行動學,不尚多言,所以也是一種「無為」。儒、道都講「無為」,但意義不同。道家的「無為」是指恬淡虛無,不要干擾人民生活和生產。儒家的「無為」是君主先要自己做榜樣,德治不是理論,而是在上位者的人格表現、道德實踐。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又如孔子稱讚他的學生冉雍說:「雍也可使南面」。為甚麼?因為冉雍「仁而不佞」,而且深明「居敬而行簡」之理。所以儒家的德治,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制度,不如說是一種教化。它首先要求人主、要求統治者修身,也就是有權力的人要先有道德,這纔能善用權力。西方人由於對人不信任,亦沒有一套教養哲學,所以下手就要防止。我們必須明白此中分野,纔能對中國文化的德治,給予正確評價,而不是人云亦云,隨意亂說。   

  不過,從現實往上看,儒家的理想的確是太高了,對人君的教化很不容易;而現實的人性,在獲得權力之後更容易釋放出來。所以歷史上,儒家的政治理想與統治者的權力欲經常發生衝突。由先秦以後,一直到近代,這種衝突從未停止過,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儒家空有德治理想而無行德治之人,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是不是儒家的德治不切實際?是空想主義?人性問題、性情問題、現實問題、歷史問題、方向問題,這些問題是否不可調解?的確不是三言兩語,暫時無法再講。但儒家當時的確是把理想寄託給有德的天子,所以孟子的學生萬章問堯舜禪讓:「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答:「天與之」。但「天不言」,怎知你是真命天子呢?孟子說,天會「以行與事示之」,即絕不是私相授受。甚麼意思呢?我們要知道天意,就得從百姓那裡聽聽他們的反映。古代社會有所謂「采風」之說,采風不正是收集民意嗎?看看民間是否接受他的政治措施。所以孟子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將天命這個神秘的政權根據拉回人間,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和進步。   

人道莊嚴

  人性善抑或惡?西方的科學方法採取經驗進路,受方法論限制,它們是無法確立人性的光明的。人性固然不能被生物學方法解剖,亦不能用社會學的調查方式予以量化,數量多少與真假並無必然關係。現在社會科學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來處理社會現象,基本上是採取量化原則,民主操作也是量化原則,用投票來決定政府政策,選擇代言人。但真理是不可以用數量來決定的。譬如說,我們一起去旅行,看見野外有果樹,於是大家表決可否偷果子來吃。十個人中有九個贊成,於是就去行動,這樣合理嗎?難道這也算是民主嗎?民主是要有是非對錯的,這顯然與教養有關、與人的成長有關。古人許衡的故事就是如此:他走到一處,看見有無主之梨樹,人人都擁上去摘下來吃,他沒有。他說:「梨無主,但我心中也無主嗎?」這個答案很莊嚴。甚麼叫做「主」?通過儒家的修養,人纔真真正正地懂得自主,這是人自己的抉擇能力,知道自己該怎樣做。但是,人的進步需要一個歷程。這種努力的力量從哪裡來?你為甚麼要進步?你為甚麼不能安逸一生、安於你那個醜惡的心?到某一階段你總想改過,提升自己。為甚麼不會停留?不會自甘墮落?這是永遠值得我們深思的大問題。印度人講人生有四個方向(four ends of life),第一個叫做「境」(對象),即是那些具體的東西;人生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具體的滿足,如飲食衣著之類,亦即是物質的滿足。第二是感情生活,叫做「欲(desire)」;人要有感情生活,包括愛情、親情、友情等。第三個人生目標是社會的義務,稱為「法」;社會裡有風俗、有規範、有政治制度、有經濟制度,這些都是屬於社會群體的生活要求,人應遵守。最後,人還要有生命的更高的追求:人是甚麼?人就是要發揮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的意義,去尋找他的生命的終極的歸宿,對於印度人來說,也就是追求「解脫」。解脫是生命最大的自由。

自由

  人是創造者,在創造中實現他的自由,成為一個主體。在這點上,中國文化將自由的意義提升到最高。儒家所講的自由,是從自己的欲望中超越出來,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修己以敬」,亦即發掘生命的意義,不斷向前進步,成就一個獨立的人格,成聖成賢。聖賢的生命就是一個自由的生命。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就是自由,孔子七十歲體會到生命的完全自由。這是一種精神的自由,已經解開個人的肉體生命,體會到人與天地秩序一體的自由,整個生命完全打開,再無限制。

  人為甚麼會有限制感?覺得不自由?譬如小朋友時常覺得不自由,他想買玩具,但父親不肯;他上學遲到,老師又要罰自己;他做甚麼都要人批准,覺得很受困。有一日他會問:到甚麼時候我纔不需要別人批准?這就是小朋友所希求的自由,十分幼稚。若果你生命已經成熟,你怎會再追求這些自由呢?孔子七十歲時,他與天地的秩序已經合一,與生命的律則已經合一,一舉一動無不如理,所以纔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西方民主政治所追求的自由與中國文化所講的自由,層次不同,其實並無衝突。不單祇沒有衝突,反而可以深化西方。正如上文所說,如果要為西方的民主自由找到更深的立足點,那就是我們的內在性情。如果沒有這一層面,純粹外在地要求,人的是非善惡完全向外看,甚至祇要不違反法律的就被認為是正確,投票票數多的就是標準。這種客觀性的思維,現在已經被嚴重扭曲。幾年前我經過美國,一個學生告訴我:在美國,如果你的屋失火,明天便會有一大群律師站在你門前,希望你將官司交給他,由他幫你提出控訴;你損失多少,他會幫你討回來,數目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幫你向保險公司索償,取得賠款後,大家平分。這是甚麼樣子的法律?只是利用專業謀生,更嚴重的很可能玩弄法律,踐踏法律的尊嚴,結果道德與法律分離。所以西方社會是在腐爛中,就是因為人在墮落。我認為,將來自由民主的發展,還是要掉頭回歸中國文化的智慧。不過,對於某些已經走得過遠的國家來說,恐怕積重難返,走不回頭了。

讀書人的良知

  人類前途的探討是有賴於自由民主的,特別中國歷史兩千年來的確產生了專制獨裁的政權,我們必須反省。但並不能因此而認為我們的文化一無是處,抱這樣觀點的人反而纔是思想上的獨裁者。儒家從來沒有承認專制獨裁是正確的,在歷史中,受中國文化教養的讀書人一直都在抗爭,不惜犧牲生命,譬如明代東林黨的讀書人,受儒家文化教養,便出來反抗閹黨,結果無數的讀書人殉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書院這一門聯,很能代表中國讀書人的精神,也就是讀書人的良知。這些都是來自儒家的教育。過去,儒家的教育在社會中是很成功的,歷史證明,傳統中國社會民風淳厚,忠臣孝子,皆出自田間;不用看遠,只要看我們上一輩的人,他們的性情就比我們溫厚得多。這是中國社會得以穩定,得以經歷考驗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惜今人知之者稀,還攻之不遺餘力,真是太愚昧了!不過,從他們的原始動機來說,他們還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們的愚昧是出於衝動,出於無知,不滿中國的現狀,一廂情願,希望中國能夠快些改變;就像五四時代的年青人一樣,很想中國快些富強起來。他們急於為中國尋找靈丹妙藥,希望一服靈驗,但文化那有如此簡單!簡單的理想有時十分迷人,如革命、平等、自由,都是人心渴望已久的東西,所以能夠激起很多人的熱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但是,幾十年的奮鬥,我們到底得到幾多?失去幾多呢?

  所以,從人的立場來說,不論東方人抑或西方人,都有共同的弱點。這個共同的弱點就是他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也就是他的自私、他的自我、他的本能,所以他要生存,他要權力,他要增加擁有,他永不滿足,都是一樣。你以為中國皇帝獨裁,難道西方人就不專制嗎?這真是笑話。古代西方有凱撒,中古時代有教皇;即使民主時代出現之後,仍有拿破崙帝國。進入二十世紀了,史太林不獨裁嗎?希特拉不獨裁嗎?墨索里尼不獨裁嗎?這根本是統治者的通病,掌握權力的人的通病,制度都不能節制他。唯一的辦法,是轉化他,所以儒家的教育是極可貴的努力。即使不能轉化他,也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風俗制衡,讓文化的根埋於社會,埋藏於人民心中,這纔是真正長治久安之道。表面看,儒家的這一個力量沒有組織,似乎很小,實際上卻很大,因為它深藏於每個人的內心,一旦呼喚出來,便沛然莫之能禦。西方人喜歡說群體批判,這就是一個群體批判,但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個從內心生起的力量,也就是一個正義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從內裡一直規範著當權者的行為。但是,因為過去中國尚未建立起一個客觀體制,對權力欲沒有警惕,以致政治的清明最後只能訴諸帝皇的質素,成為偶然。在暴政之下,讀書人的抗爭往往只有犧牲。但是,二千年來如果不是因為有儒家在民間建立起一個性情世界、信義社會,專制獨裁更沒有反對聲音,更沒有忌諱,後果更不可想像。儒家的理想是德治、禮治,也許太高遠,但卻是一個歷史發展的方向。現實上雖然浩浩狂風,翻江倒海,但水流仍涓滴朝東。每當國家興亡,一定有忠臣義士挺身而起,即使犧牲,但卻顯示了中國讀書人人格上的莊嚴。歷史上把德治降為人治,是中國歷史的不幸,但這不幸不是儒家的責任,而是人自己的墮落。人無志氣,就一定衰頹。

  近百年來,中國文化所受的委屈實在是太大了,我們必須痛切反省,重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中國人自己不能站起來,難道要美國人幫我們站起來、要日本人幫我們站起來嗎?你自己不先來承擔,卻要別人來弘揚你的文化,不是太荒唐了嗎?面對時局,讀書的意義就在這裡:我不承擔,誰去承擔!

  希望大家珍惜,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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