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中)

霍韜晦

(原刊《法燈》449期,20191115日)

【編者按】本文原為一九八九年八月法住文化書院舉辦之「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系列講座之「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一講之講詞。時隔三十年,雖物換星移,但霍教授之思想洞見,依然熠熠生輝;對今日探討文化出路者仍大有啟發。因篇幅所限,將分三期刊登。

儒家的性情之教

  由此說到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中心是儒家,儒家是一種講教養的文化,教育人成為一個自覺、自主、既要理性又有修養的人。韋伯(Max Weber)研究中國文化,亦認為儒家是理性的,不過他是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他只注意到外在的禮樂,然後認為那個禮制的形式也是一種理性的形式,但卻認為這外在的形式缺少基督教那種倫理的自主性,所以中國人是沒有倫理自主的民族,而只有外在的規範。正如魯迅批評儒家禮教「吃人」,桎梏人性,所以非要鏟除不可。韋伯從這些地方了解儒家,顯然十分錯誤。他從西方理性來了解禮樂,當然看不透徹。其實儒家不但強調人的自主性,而且比西方倫理更加深刻。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說性善,王陽明說致良知,都是教我們體會自作主宰的光明的本心。孔子很清楚禮樂的根據在人內心的「性情」,孔子稱為「仁」,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性情支持,禮樂是沒有意義的;而禮制的形式亦並非不可改,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及其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即是說,禮因時而成,可以因時而改;作法本身沒有絕對性,可以損益。禮的意義在長養性情,有這樣的性情,纔有這樣的禮樂。既然如此,所以人最重要的事是修養自己,長養自己。所以我說儒家的文化是「性情文化」,儒家的教育是「性情教育」。《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就是你要先修身。修身的基礎在哪裡?修身並不是一種客觀的文化的認知,或今日知識分子之學術研究,也不是一套習慣規矩,譬如飲宴的禮節、相處的禮節、款客的禮節、應對的禮節等等。若單看禮節,仍是形式,仍是一些外在的要求。對一般人來說,為甚麼一定要接受?為甚麼非如此不可?為甚麼不可以無拘無束、自己想怎樣就怎樣?這樣問下去,你會發現你找不到理由,你不知道這樣做的理由在哪裡?不但如此,你會愈來愈反感,因為你發現這些東西都不是你自己想做的,而是別人要求你的,你便會很抗拒。儒家講修身,修身就要明白文化與道德都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生命要找尋其存在的意義。所以《大學》指出:要修其身,必先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先將自己的做人的念頭端正,先做一番內省工夫。

西方危機

  現代民主社會最大問題,就是不問人的內在動機,只講法制條文,或選舉投票。這樣,民主社會的質素便會墮落。個人欲望擴張,結果民主變成滿足人私欲的工具。如何補救?在西方,只有靠宗教倫理,但西方的宗教亦正在走下坡,已收拾不住人心,所以西方社會的危機愈來愈深重。洛克(John Locke)講在「自然狀態」裡人有「天賦人權」,但「天賦人權」是甚麼意思呢?人出生時上天便賦與他的自然權利,包括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保護他勞動所得的權利。後世再發展出其他各種權利,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搬遷自由、婚姻自由等等,似乎很有人身保障,但如果你只理解為保障,那便很外在化,只看到你自己所享有的利益。實際上你有天賦的權利,是表示你能夠有機會讓你自己的生命有意義,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的生命是有尊嚴的,但這種尊嚴須有內容,你至少要明白你自己選擇的意義,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你的行為只是一種機械性的行為、或生物性的行為、社會性的行為、只知道自己利益的行為;這樣的自由民主,不但不進步,反而是一種倒退。所以,自覺是第一步,人首先要自覺自己的責任纔能真正的自我主宰,纔明白自己的承擔,也纔懂得尊重別人、成全別人的理想,做一個成己成物的現代人。   

中國文化的精粹與法治根基

  其實,這種自覺,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之一。儒家教人凡事當反求諸己,不要諉過他人,所謂「不遷怒,不貳過」,全部要自己承擔,自己改過。能改過、能承認自己弱點,纔能學習,纔能再站起來。再站起來是甚麼意思呢?人成長不是靠武力、靠財富。對現代國家來說,有軍隊、有核彈,所以不怕外敵,可以大聲說話,可以我行我素,充當世界領袖。你有核彈,我也有核彈,如果你投過來,我必回敬你。現在的國際和平就是如此維繫,很可悲。和平不是因為我們講基督的愛、上帝的愛、佛教的慈悲、儒家的忠恕,而是靠報復的力量。為了和平,所以大家要軍備競賽,非常諷刺。   

  所以我們講儒家,儒家教人要有修養,能夠自覺承擔自己的責任,不要將過失推給別人;人人能夠如此,社會就是公道、純厚的社會。人人自由,但人人都自愛、自尊、自律,不須要通過政府、通過權威,只是通過自己的修養、自己的自覺,就能承擔責任。這纔是民主社會最理想的根基。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註解時,認為「親民」應是「新民」。「新民」是甚麼意思呢?教育老百姓便是「新」,就是說一個有道德的人、有抱負的人,他要教育老百姓,使老百姓不斷進步,人人進步,亦即是社會進步,移風易俗,這便是「新」。但是,這種講法很容易被當權者利用,成為政治上的標準。所以王陽明註解這句話時特別指出「新民」的意義,不是在於「新」老百姓,而是在於老百姓自己「自新」。「自新」就是自覺,自己要求自己進步,所以力量不由政府來,而是從每個人自己的內心來,所以是一種真正的自主性的道德要求。由此可知,王陽明講良知之學,是真真正正的自主,是中國文化的精粹理念。基督教的自主倫理尚需以上帝的意志為取向,儒家則完全操之在我,自覺地建立自己的人格標準。每個人都在做人的道路上向前進,普遍性在「道」、在「理」。這就是新民。所以在這個意義下,人人都能夠自己站起來,而且站得很穩,無論外面風雨多大,亦不動搖。

  所以,民主政治真的能夠成功,依我看,還是要回到中國文化之中。因為中國文化所講的良知、性情、修養,纔是法治最穩固的根基。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最缺乏的正是這些,他們只講外在規範,而不開發生命,所以沒有性情。譬如人民要納稅,為甚麼一定要納?如果有方法減免,保護自己的利益,為甚麼不去做?自私就是正常,在這裡很難深化人的道德要求。其實,你本來就是要繳稅的,亦毋須政府通知你,自己不承擔,誰去承擔?為甚麼想逃避呢?一定要有規範,自己纔去遵守嗎?如果沒有規範你就不遵守,這不正表示你自己很不負責任嗎?正如小朋友一樣,如果沒有老師管教,便會躲懶,不交功課,甚至作怪,結果學校要訂立很多校規、和懲罰的制度來迫你去做,不遵守的話就記缺點,或者留堂等等。這只有說明小朋友的幼稚。從生命成長的立場看來,當人的道德意識、人的理性尚未成熟時,適當的運用強制方法,還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已有獨立的人格、理性已經成熟,你就應該自覺自己的責任。由此可見,儒家所講良知、自覺,完全是指一個真正成熟的人的應有表現,不但不與法治衝突,更是法治的根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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