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上)

霍韜晦

(原刊《法燈》448期,20191015日)

【編者按】本文原為一九八九年八月法住文化書院舉辦之「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系列講座之「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一講之講詞。時隔三十年,雖物換星移,但霍教授之思想洞見,依然熠熠生輝;對今日探討文化出路者仍大有啟發。因篇幅所限,將分三期刊登。

  今日的講題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

  為甚麼要講這個題目呢?正是因為近一百五十年來,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漸漸失去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妄自菲薄者多,深切認識者少。我深深感到,重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是急不容緩的事。

中國人靠甚麼站起來?

  一百年來,中國不斷有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但在這麼多的運動之後,中國是否已經站起來?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向全世界的人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海內外無數的中國人聽了這句話都很感動,覺得我們一百年來的苦難,受列強欺侮、民族積弱的日子要過去了,中國人以後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一個民族能夠站起來是很重要的,這不只是民族自尊的問題,更是我們中國人的生命要有一個立足地的問題。支持自己站起來,令你無懼、令你有勇氣挺身而出,即使面對別人的逼迫,你仍然可以站得穩、不屈服。換言之,這個立足地可以使你產生力量。但是,我們有否想過,這力量從何而來?

  武力只能夠逞一時之威,能以力服人,卻不能服人之心,更不可能長治久安。能夠令你站起來的,其實是你堅持道理的心。所謂理直則氣壯,如果你理虧,你連喊大聲一點的勇氣也沒有。所以支持一個民族站起來的,不能只是軍事力量這麼簡單,一定是民心,一定是培育民族精神生命的文化。但可悲的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斷盲目攻訐中國文化,覺得中國文化不如人,所以要打倒它,並急不及待學習西方。事實證明,文化的自我否定,所造成的局面是更大的動盪、更大的掙扎,和更大的虛無。但受了這麼多苦,中國人好像仍不醒覺;中國人好像要將自己的靈魂抽掉,在精神上自殺,也就是將自己的根切斷,然後去認同別人;將自己吊在半空,上不到天,下不著地,將自己變成一個四無依傍的遊魂。這種局面,再深一層思考,其實是由於文化上的挫敗,不能安身立命,使中國人的精神無處立足所致。結果,新生一代雖長於中國,卻變成一個文化上的異鄉人,形成嚴重的文化斷層。這樣,中國人又怎能站起來?   

百年國恥,文化異鄉

  晚清的時候,中國積弱,在國際之間,沒有人看得起你,列強乘勢瓜分你的土地、掠奪你的財產、踐踏你的尊嚴。讀書人都出來高呼救國,這是民族自救的呼聲,是所有中國人內心的呼聲。這種民族感情從哪裡來?是來自我們的血緣關係?因為我們是中國人,黑頭髮、黃皮膚?你告訴別人,你身為中國人感到很驕傲,是因為你有黑頭髮、黃皮膚嗎?這有甚麼值得驕傲?這不過是種族的理由、生物的理由。救中國難道只是為了救一個物種嗎?這樣的中國人有甚麼值得驕傲?中國人之所以這樣愛中國,是因為我們珍惜過去的創造。我們曾經替人類建樹出燦爛的文明,指出人要有修養,要有禮樂生活,要有典章制度,於是中國民族乃能長存於天地之間;而你出生以來,就在這個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中成長,使你懂得做人、使你懂得思想、使你成為一個有性情的人、有承擔力的人。所以你會感激、你會愛你的鄉土、愛這個民族、愛這個文化、愛這個國家。過去,中國文化對人生、對天地、對世間、對歷史、甚至對器物,都有極深的發掘和極大的貢獻,並孕育出無數偉大的人格,永遠感動人心、呼喚人心,給予我們一條光明的生命大道,令我們能夠頂天立地、無愧於心。所以,能夠令中國人驕傲的理由,不是生物學的理由,這只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而是文化上的理由,生命成長上的理由。這纔是中國人能夠引以為傲之處,纔是中國之為中國的立國之本。   

  近百年來的顛倒,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完全是因為我們在與西方的交往之中遭遇了無數挫敗,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纔引致出來的。這種對自己的文化的否定,完全是出自一種自卑心理。須知一個民族的根,是在她的文化;敵人十分清楚:如果要將一個民族的根切斷,只須消滅其文化。可悲的是:近一百年來對中國文化的傷害,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為甚麼中國人竟如此愚昧,並延續至今日?將自己變成文化上的異鄉人,放逐自己的精神,令自己流浪無依。異鄉人忙著投身他方、去找別人的文化來認同,自己的東西則隨手丟棄,豈不可惜?在歷史上,哪會有一個民族這樣愚昧?我們看猶太人、以色列人,亡國兩千年,各散東西,四處流浪,但居然兩千年後可以復國,她靠的是甚麼?她所靠的就是她的宗教,也就是她的文化。她的文化力量令整個民族的精神緊緊地凝結在一起。所以她今天仍然有力量,立國後經歷三次戰爭,仍然屹立不倒;而且以少勝多,以弱敵強。所謂敵愾同仇,這力量是來自猶太民族的內部,而不是乞取別人的可憐。中國人則相反,只懂追隨別人、學別人的東西,惟恐落後,自家最可貴的文化卻棄如敝屣,真是可哀可痛!

民主的根在哪裡?

  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和佛教,而以儒家為中心。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都以為過去中國的獨裁政治是來自儒家;講自由民主的人往往認定儒家是障礙,是家長式的統治,不可能產生民主云云。這些批評其實十分錯誤,將問題簡單化,而且對儒家十分不公。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回顧一下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

  首先,自由民主的觀念是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洛克(J. Locke)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洛克提出「自然法(Natural Law)」的觀念,認為在政治組織還未出現前,人處於一種「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之中,人擁有他一切的權利,稱為「自然權利」,如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保護自己私產的權利等。但是,這些權利要執行、要堅持,便要有政府產生。我們委託政府來維護我們的自然權利,這樣乃能貫徹自然狀態中的和平、友愛、互助、安全,因此大家都須要先將自己部分的自然權利交出,並委託政府,讓政府代你執行;而政府的存在,只是契約下面的產物,權力由人民賦與,如果政府的表現不佳,人民便可以解除其權力,另選新政府。所以,民主政治即是契約政治。契約政治一方面約制政府權力,避免過分泛濫,一方面保障人民,完全是一種理性的設計,希望可以通過理性的方式解決群體的衝突和矛盾。民主政治先假定人是理性的存在,可以理性地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並以理性約制自己。所以,在民主社會之中,理性的位置十分重要。

  現在的人討論民主,時常以為民主最重要的是法制,或選舉方式,其實不然。法制只是民主的機制,機制是死的,人的因素纔是最重要。法制的最大優點就是它以明文來限制權力。如果當權者的權力膨脹,沒有客觀的規範去制衡它,便會出現極權。過去中國政治上的專制,就是因為皇帝的權力無客觀限制:他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如果皇帝失德,便會為所欲為。現代學者批評過去中國政治充滿專制獨裁,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所以我們要學西方,著眼點落在客觀制度之上。初步看好像不錯,但是,法治只是一種外在的制約,顯然是不足夠的。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以躲過法制的懲罰為榮,人將變得更無恥。所以,除了法制之外,更須建立自主性的倫理:人要反省自己的責任,並自覺承擔。這一點十分重要,靠這一點,人纔能自覺守法。民主社會追求自由,但我們有沒有想過:自由何來?自由不是放任,放任即是讓感覺帶領本能取向,根本不能自主。人要自主、人要自覺,自主自覺的人纔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自由是從你內心的自覺發出來的:你的選擇、你的要求、乃至你的創造,都是你的生命的自由的表現。那麼,人人自由是甚麼意思呢?就是人人通過他的自覺、自主、通過他的理性來解決紛爭,處理公共事務。投票雖是理性的形式,但必須指出:理性的形式不能決定其內容是否理性,亦不能保證其結果為合理。例如選舉,投票結果的合理性不能單靠形式與程序,還須訴諸投票者(公民)的成熟、自主和自覺。民主,如果只從制度本身來說,是不足夠的。參予者必須自覺地去接受這種制度、尊重這種制度,並實現其理想,這就須要看到更深的根和保證其有效的前提。這個根絕不是外在的形式,如投票的方式、憲制的形式、運作的程序等等,這只是民主的最低條件,而非理想條件。理想條件一定與內容有關,即與參加者的道德、人格、思維能力、胸襟氣度有關。所以民主在理性基礎之外,還要有道德基礎。民主不可以沒有這些基礎,否則,真正的民主社會不可能實現。但放諸現實,現代社會鼓勵人人爭取自己利益,人人變得自私自利,民主質素怎能不下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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