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再生之道

霍韜晦

(原刊《法燈》446期,2019810日)

  百年來,中國文化處境之艱苦,為中國歷史上所未見。過去縱使異族入侵,五胡亂華,但文化始終未死。作為生活常道的禮教始終深入人心,始終維繫著家庭和社會的秩序。政權雖有改易,朝代雖有興替,但價值觀念如一,這就超越於政權之上而使民族的精神有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從社會結構上看,這句話可能造成制度的僵化,不能順應時代的進步;但見一切人間秩序的超越根據,如此方有常道、方有信心。再具體一點說,亦即是使人間禮樂、孝悌忠信立足有地,而不是將之視為現實的、工具意義的規約,可以隨便修改(在實踐層次,一切文化活動、道德行為當然有日新的可能,孔子亦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規範意義的禮並無絕對性,這與後人把禮看作是「吃人的禮教」全不相侔)。必如此超升,然後知中國文化之所以悠久的根據:所堅持的不是活動的形式、禮樂的形式,而是它背後的意義。

  沉痛的是:百年來西潮衝擊,中國文化所堅持的「道」已經逐漸崩離,中國人的生活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則今天中國人的出路何在?是以社會主義為體,資本主義為用?還是摸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方向?

  目前困擾我們的,當然是現實問題。例如民生問題、經濟制度問題、社會治安問題、行政效率問題,都要思考,而且不容易解決。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孤立的嗎?還是有它們的內在關聯?從文化的整體角度思考,便知道這些問題不是偶發,不能各別處理。這也和我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一樣:他們也有一根而發的各種難題。   

  於此東西文化疲弱、思想虛無的時代,我們能做甚麼?中國能做甚麼?我認為:中國應該首先回歸自己的文化,重建對自己民族的信心。   

  信心很重要,尤其是在外在的憑藉土崩瓦解的時候,能夠凝聚國人的力量的便是依賴此內心的一點光明。正如當日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論語•衛靈公》),連子路這樣堅強的弟子也發出「君子亦有窮乎?」的悲嘆,進一步懷疑自己的才德修養不足。但孔子「弦歌不衰」,從容面對;此即顏淵所謂「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但「不容何病」?亦正如率領猶太人出奔埃及的摩西,在現實上無處立足,但他們卻深信上帝不會遺棄他們,上帝終必為猶太民族建立安身立命之所。這一念深情,結果創造了基督教文化,從內在改變了羅馬帝國,從外貌創造了歐洲。亦如孔子事業雖失敗,而仍為萬世師表。然而這一念深情,平日很難浮現,往往是人到了絕境,山窮水盡之時,纔真正顯出。這時候人獨對天地、獨對上帝、獨對國家民族、獨對歷史,一切意圖假情、意圖逃遁自己的責任的藉口都已斬卻,於是人纔無處匿藏,挺身站起,以迎接命運,亦即迎接一切神聖的委任。人在這時候,便會超越個體、超越社會、超越現實的藩籬,身與道合一,從而生出無窮的力量。所以信心不從外來,而從內起;縱使中國文化在內容上有不如人處,但若有此志氣,先立心、先發願、先對敵無畏,則在精神上便能涵蓋各種文化,雖有艱難亦不足成為障礙,足以扭轉乾坤。

  由此再下降到第二義,就是客觀知識的層次上,如實了解中西文化的貢獻,做文化的定位工作。我們深信一切文化都是養育人生,只不過由於經驗條件不同,時空易位,纔有各個地域,各個時代的文化孕育出來。當它們各別發展的時候,亦是以滋養它們的民族,向前舉步,但當它們相遇,亦可能互利或互作生死之爭。其實若知一切文化的根源在人,目的亦在人,則人便可以超臨於一切文化之上而分別予以融貫吸收。正如今日我們如何把共產主義重視平等的價值與民主社會重視自由、人權的價值融貫起來,再歸宗於中國儒家所說的和佛家、道家所說的人格教育和精神教育,以成一有世界視野、多維視野(Multi-perspectivity)的中國人,使內有所根,外有所涵,如此方能站立得穩,而不被東西風所吹倒。事實上今天的東西方經百年鬥爭已經互相傷害,已經雙雙萎落;時代已經給予我們大好因緣,再立不朽的事業。如果我們能夠先在知識的基礎上,明辨是非,累積學問,使發語有據,再回到我們自己的立場,加以運轉,則新時代的文化創造非不可能,中國傳統之再嘉惠於世界人類非不可能。但這些事業,總在先建立我們自身的志氣始。  

(注:原文刊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三日《星島日報》,後收於《世紀之思》〈中國文化再生之討論〉一文,法住出版社,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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