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的道成肉身

霍韜晦

(原刊《法燈》445期,201971日)

  文化是一種生活,而不只是一種概念。

  概念是虛的,它只存在於思想中;生活卻是一種實在,它讓你感受、讓你體會、讓你領略、讓你品嚐。也許許多人在品嚐以後仍不能確切知道生活是甚麼,但這有甚麼關係呢?隨著時間過去,生活已進入你的生命中,和你的行為、你的態度、你的表現、你的抉擇合一;它已經化身為完整的你。

     在這一意義上,如果概念是真實的,它會轉為生活;如果概念是有力量的,它會創造出新世界。   

  只因文化是道,而道必塑成肉身、充實肉身。所以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並評價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看她的歷史、她的社會,尤其是要看這一個國家所出現的人物。除非她的文化已死,否則我們將看到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分別展示這一個民族的高貴的、莊嚴的文化。   

  為甚麼呢?因為天地生人,只生出一個生物體,並未塑成一個人物。生物體被生物的本能控禦,生老病死的便碌碌過一生。此中既無所謂價值,亦無所謂理想;生存方式未經反省,即未能確立方向,生命的存在仍在生物本能的藩籬下,而未進至人所創造的文化世界。人如果要挺立自我,不管這個自我是在群體關係中、社會關係中完成,還是在個人的精神境界中、道德境界中升進,唯一能憑藉的資源只有他所生活的文化。

  所以文化是道,沿著它,我們看到在人類社會中成就英雄、成就學者、成就詩人、成就藝術家、成就隱士、成就政治家、成就豪傑、成就高僧、成就聖賢。人格的多姿源於文化上的多采,若分類而觀,亦無所謂高下,都足以使人興仰慕之情。所謂文化畢竟不是一種概念,正是從它能夠陶養人物上說。反過來,則由於有這些人物的出現,纔證明了他們的文化是活的。

  從前讀《史記》,每為其所記載之人物的風姿、氣度、抱負、操守所感動。無論帝王、英雄、儒生、學者、忠臣、義士、商人、刺客,都各有感人的事蹟。例如項羽、劉邦之起兵,以匹夫而有天下,在全無依傍之中立志,說:「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當如是也」,便有豪傑氣概,足以震攝他人,而為運轉乾坤的領袖。又如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的伯夷、叔齊,便是為了全節操,而寧死不辱;這和後世的文天祥、史可法的殉國,在精神上是同其偉大。若鄭重一點說,這種節操是一種道義的承擔,當國家、民族危亡之秋,大局無可挽回,唯有付出生命以見證所守,以人格來體現真理,故生命雖死而文化永生。又如朱家、郭解之俠義,「專趨人之急」,更勝於自己之事,但助人之後,即飄然引退,終身不見。這種精神,不止高潔,胸懷磊落,更重要的是圖以個人之力,擔當世運,掃蕩不平,使人間有正義。若不幸知己為權勢所屈,無處伸張,則不惜以武犯禁,犧牲自己,為朋友討回公道,此即刺客一流人物,荊軻、聶政、豫讓、專諸,其事蹟千載之後,仍凜然有生氣。使我印象尤深的,是聶政刺殺俠累後,為恐連累家人,於是「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伏劍而死,暴屍於市;國無人知其姓名,但其姊卻前往哭屍,不顧自身的安危,目的是不忍埋沒其弟的義名,結果亦呼天而死。先有朋友之義,後有姊弟之情,消息傳至各地,人不獨為聶政感動,亦為其姊之剛烈而哀。由《史記》的描寫,使我深深感到人格的偉大,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這是先秦文化孕育出來的人物,把人存在的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文化的內涵看來,先秦文化是多元、多向度、多姿采的。周道衰微之後,文化的統一模式瓦解,於是上有諸侯的放恣,下有處士的橫議;儒道墨法,並稱顯學,其餘苦學深思、聰明睿智之士,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一方面是「道術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篇〉語),一方面卻形成文化上的大開放,反映到人生問題上,各種不同的生存意義都被發掘出來。所以先秦人物,有那麼多的活力、有那麼多的創發、有那麼多的類型。這也是人的解放,使人所本具的才識、氣度、潛能充分發揮、充分展現。我相信《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十分了解文化和人的關係,他對人間莊嚴的秩序有無窮的嚮往,因此在〈太史公自序〉中先述孔子的《春秋》精神:「《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但《春秋》既不成書於盛世,反而成書於禮樂衰廢之時,此即顯示《春秋》所承擔的世運;現實上的曲折,並不影響對理想的企慕;人間的慘痛,並不全因人性的醜惡,反而是人性上達的冶煉之場。所以在文化失調的時候,纔知道重建文化秩序的重要。一切衝突、一切悲苦、一切匪夷所思的、不可理解的行為並不表示傳統文化已死,反而是蘊藏在傳統文化中的人性的普遍理想在起動,以求突破現實中的芒昧。從歷史觀點看,這些都是求道的記錄,人對理想的付出。在這一角度下,存在的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神聖的。所以太史公說,他不能「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這並非為了記錄貴族,或上層社會的活動那麼簡單,而是從他們的人生看到莊嚴的文化理想在逼近,於是一切痛苦、一切悲劇都可以超化。太史公本人也是身遭李陵之禍,蒙受腐刑、奇恥大辱仍然能夠在精神上過關,所憑藉的正是這種超越的、永恆的嚮往,「述往事,思來者」,以「俟後世聖人君子」。是太史公的自信,也是他對文化的永恆理念的自信。

  一方面自信,一方面恢弘,這就構成了《史記》的人物世界。《史記》的人物不但豐富,個性鮮明,而且是各有代表性,各具功業,各成典範。《史記》以本紀表帝王,以世家敘諸侯及具有永恆意義的人物(如孔子),以列傳分寫各類典型,有縱向格度,亦有橫向格度。在列傳中,司馬遷寫學者、讀書人(如〈老莊申韓列傳〉、〈仲尼弟子列傳〉)、軍事家(如〈孫子吳起列傳〉、〈白起王翦列傳〉、〈淮陰侯列傳〉)、政治家、政客(如〈管晏列傳〉、〈蘇秦列傳〉)、官吏、行政人員(如〈田叔列傳〉、〈酷吏列傳〉)、文學家(如〈司馬相如列傳〉)、經學家(如〈儒林列傳〉)……更難得的,是敘及邊疆地理人事(如〈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又收民間所喜愛、敬重的人物(如〈伯夷列傳〉、〈李將軍列傳〉、〈遊俠列傳〉),而醫卜星相皆在內(如〈扁鵲倉公列傳〉、〈龜策列傳〉),甚至商人、藝人、佞人(〈貨殖列傳〉、〈滑稽列傳〉、〈佞幸列傳〉),可見司馬遷的眼光。這不是資料齊備的問題,而是太史公的文化修養使他具有一種文化上的統類意識,於是乃能開盡一切文化活動的格度,以廣納各種人格。

  《史記》這種以人為歷史、以人為文化的做法,就是我所說的「道成肉身」。道不孤懸,必須在人身上見,否則只是理論上的設準。道不是虛假,亦不是純為概念上的存在,就必須對人有所命,對現實世間起作用。基督教以上帝差遣其獨生子耶穌降生以救贖世人,名為「道成肉身」,其實一切文化的理念能成就一現實上的偉大人格,纔是真正的「道成肉身」。活生生的人纔是活生生的道。所以現實上的失敗者可能並非失敗,最重要的是對道的見證;耶穌是一例、孔子是一例、蘇格拉底是一例,甚至釋迦牟尼亦是一例。但在歷史上,他們纔是真正的成功者;如果沒有他們,人類的生存根本沒有方向,而只有漆黑。我甚至可以說:一個文化是不是真實,是不是有價值?就全看她有沒有哺育出偉大的人格,有沒有道成肉身?而一個文化衰亡,也可以從她已經不產生像樣的人物上見。

  我很慶幸中國文化一直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史記》以後,帝王權力加重,專制情形愈來愈嚴重,但《史記》的各類型人物已深入民間,中國文化所散出的道仍然在抗衡黑暗,孔孟所點燃的良知仍然是明燈,因此纔有前仆後繼的勇士、烈士、狂者、狷者。中國文化不在廟堂,而在民間,因此當國破家亡、風雨如晦之際,仍有志士奮起,赤手以挽狂瀾。雖愚夫愚婦,亦可以守死善道,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慧命所寄。談中國文化的必須從這裡體認,偉大的言辭停留在語言世界是虛假的。

  遺憾的是:時代愈晚,我們愈失去這些人物。人性退墮,也許正說明了我們的文化在走下坡,於是讀《史記》如讀神話,對這些在中國歷史舞台上展現不同的道的人物只能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我們這個時代不但沒有英雄、沒有聖者,甚至沒有嚴肅的思想家、沒有瀟灑的名士,和沒有真正負責任的社會領袖。這是何等的可悲!

  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只有現實的關注,沒有永恆的嚮往,所以立場可以隨便轉移。我們的精神生命已龜縮於形軀之內,一切活動以眼前利益為依歸。精神推託不起即無以成其大,我們的價值觀如此狹小如何能與古人吞吐天地的氣象相比呢?所以我們無法了解古人,亦不設想將來,這樣如何能認識在歷史的背後有一永恆、普遍之道呢?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所以有存在價值,並非因為她擁有一定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力量若無文化維繫,實在脆弱不堪。文化若樹立不起,一切力量都會瓦解。羅馬帝國如何滅亡?第三帝國如何滅亡?迷信武力者必須吸取教訓。所以我們必須建設文化上的常道。中國的存在如有價值,就一定與中國的文化分不開。那麼今天我們首先要重覓中國的人格世界、重建中國的人格世界。

  在現代社會,生存是大事。生存這第一關口過不去,如何能體認中國文化的永恆之道?是不是天方夜譚?但我認為現實的困擾不足以妨害中國人的立志。現實上是無可依仗、無所假借,但守護文化、守護人的價值所憑藉的卻是內在的深情,由此一念便足以蔑視權貴,旋乾轉坤。中國文化的智慧本在此,中國人的人格塑造的力量亦在此,為甚麼不予以激勵呢?

  道成肉身,我希望中國今天仍有《史記》中的人物!

(原刊《法言》革新號第五期,一九八九年十月;收於《世紀之思——中國文化的開新》,法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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