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如何重興

霍韜晦

(原刊《法燈》406期,201641日)

  我一直認為:「國學」是立國之學。但從學問的分科上說:哲學、科學、史學、文學、政治、經濟、醫學、法律……倒沒有一科是「國學」。再從中國的傳統學術上說:經、史、子、集四大部,或考據、義理、辭章三大範疇,其中亦無「國學」。如是,「國學」的載體在哪裡?有具體的資料嗎?有核心的問題嗎?有邊界嗎?

「國學」是甚麼?

  胡適認為:「國學」是泛指「中國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國學季刊》發刊詞)。這一說法非常籠統,更含有不適用於今日之意。隨著西方文化入主中華,「國學」當然更遭委棄。

  這種對待「國學」的態度,一是作為一種知識或學問,不知其何所指;二是作為現實上的功用,不及西方文明的具體有效,還擁抱它幹甚麼?

  說知識,以西方為標準;談實用,中國東西瞠乎其後。在此兩個觀點下,還講「國學」,不是冬烘嗎?孤臣孽子,徒為人笑。

  但我認為:這是標準錯置。以此衡彼,無異瞎子摸象,錯在自身。「國學」不是知識,而是一種立國精神;不能把它等同於歷史文獻或經典文字,而是透過這些文獻、文字,來呈現一種精神追求,讓人達至一種境界。由於它有一個這樣的高度,所以對人心有凝聚力,為人人所嚮往。古人以此成家、成業、成族、成社、成史、立己立人。在傳承中壯大,在成長中累積,一代又一代,都感受到這個無形的力量,而使你珍惜、崇敬、感恩、自覺繼承,更予以闡揚、推動、創新、吸取異質文化之所長,使其不死。

  這纔能立國,包括建國、治國、衛國、繼國、安國。

「國學」的進路

  從現實上說,立國需要資源,需要物質、人才、經濟力量、軍事力量、技術力量、政治力量……,這些都是「硬件」,還不足夠,必須有「軟件」:即文化力量,包括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價值體系、精神追求。西方人將之稱為「軟力量」或「軟技術」(soft skill),有道理,但要注意:不要以具體對象或具體概念視之,否則將墮回知識上的研究,變成可然可否。這就不能立國,反而以疑問終其身。學問之道,若作客觀研究,當然可以如此。那是以疑入,以理證。研究者自身嚴守中立。但「國學」不同,那是先從自身是中國人開始的,所以對祖先、對前人的貢獻、前人之用心先有所感受,然後方能與前人之情相通。

  錢穆先生說:研究國史,須先對之有「溫情與敬意」(《國史大綱》序)。此語不為視歷史為科學研究對象者所喜,認為不客觀,古人那種「為賢者諱」、「為尊者諱」是封建遺毒,今天必須還其本來面目。但甚麼是「本來面目」?歷史不能重演,還不是只能靠「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以史料代替史實,與古人如隔大千。

  這就必須另有進路。錢先生的提法是有深意的,而不只是抗戰時代為凝聚人心而作的方便語。歷史亦如人生,不過不是與現代人交,而是與古人交。所謂「知人論世」,問題是如何知人?

如何「知人論世」?

  莊子與惠施遊於濠梁,觀遊魚之樂。惠施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回答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施馬上順著莊子這句話,作了反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怎麼回答?莊子並不循著惠施的否定邏輯作辯,卻把問題回到起點,說:「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惠施的思考,一如西方知識論上「能知」如何到達「所知」的問題,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辯個不休,最後還是過不了休謨(David Hume)的懷疑:所有的認知都只能在觀察者自身的印象中運行,根本永不能及於客體自身。康德(Kant)所謂:「物自身」不可知,便替知識世界和存在世界劃下不可逾越的鴻溝。當代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沿著休謨的懷疑,批評歸納法的有效性,主張科學知識的真正性質在「可被證偽」(falsifiability),而不是「可被證真」(verifiability),關鍵就在於能知與所知的永恆對立,使二分的格局無法超越。惠施就是這種思考,所以同樣受困。莊子則躍出這種二分,從另一立場來回答「知」之方法論問題。「我知之濠上也」,這就表明:我不是從主客體關係上說的,而是從觀感上說的,亦即直感,不須通過任何媒介。《易繫辭》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國學」的立足處

  這種直感,是一種形而上的感情,無形跡可擬。我生為中國人,當愛中國。一念直入,無比莊嚴。已知已證,因此亦無疑問。自知自覺,更不須再找理由。唯有如此,纔能心安,坦然接受。

  我認為這就是錢先生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也就是國學的立足處。在世界各大文化中,唯有中國文化有此慧識,所以能立國家之大本。千秋萬世,唯此可依。現實上的一切苦難、彷徨、顛沛、困窮,均不足懼,最可怕的就是失去這種文化的培育,使人心離散,變得非常現實、非常功利。稍有損害,都會躲閃;東張西望,何處安全?個人利益第一,精神無法透出,更不要說道德人格、國家民族之長治久安了。

  環觀世界,縱觀歷史,中國,也許從來都未有這樣嚴重的危機。李鴻章說,這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其實今天中國的問題遠較李鴻章時代嚴重。當時是「亡國」問題,現在是「亡天下」的問題。若國學不重興,中國人將何處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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