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國文化的原點

霍韜晦

(原刊《法燈》401期,2015111日)

  性情學原是中國傳統最正宗的學問,雖然歷史上一直沒有這個名稱。

  性情學實際上是中國人生活中最常用的道理,雖然百姓日用而不知。

  有沒有這個名稱,和知不知道它的作用,並不重要。中國人從來沒有把性情作為一種知識來研究,一種可供抽象討論的內容來分析。因為它就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你的思想中、你的行動中,自然而然,不須質詢,一念透入,你就會發現它的存在。若加提問,反而不知所措。

我們已被改造

  為甚麼?自從西方文化入侵,我們學會用理性提問題。西方文化的確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也改變了我們的思維。談現實問題,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科學、技術、社會活動……全用西方模式,連談人生、談學問、談歷史、談未來,也以西方為圭臬。我們熟悉的那一套,早在一百年前反傳統、反專制的時候反掉了。現在我們的思考、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處事方式、我們的工作習慣、也完全西化了,唯西方馬首是瞻。所以談政治一定是民主,社會一定是自由,經濟一定是市場,管治一定是法律,個人一定是權利……我們已經被徹底改造,走不出西方的天羅地網。他們生,我們附之而生;他們死,我們也跟著死。

  我們好像是不會思想的孩子,那裡像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很悲哀,也很可憐,我們不但失去了國勢,也失掉了話語權,好像只有他們纔有學問,我們甚麼也沒有。

中國文化早熟嗎?

  中國文化為甚麼走到這一步?也許,這是歷史的運命,文明和國勢一樣,會盛極而衰。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早熟,從堯舜禪讓,開啟政治文化、禮樂並張,而不以暴力,的確有其慧識。但何以三代之後,掉頭向下,禮崩樂壞呢?這顯然尚有所不及。孔子力挽狂瀾,指出撥亂反正之道在開發自己內心之仁,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性情,以堅定自己、承擔大任,力抗歪風;然後以六藝課諸生,筆削《春秋》,建立綱紀,以成理想於未來,非常宏大,但畢竟時不我與,終其身不能見用於世。孔子曾經說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可見其抱負,但終於不能見用,則誠如顏淵所說,是「有國者之醜」(《史記》〈孔子世家〉)。由此可知,歷史的發展,並非盡為理性,有時反為私慾所害。

  孔子之後,各國爭霸,法家以其冷睿之思,教人君如何運用權力,幫助秦始皇統一了中國。表面看是立了大功,但其實只知權力、只問效果、草菅百姓、刻薄嚴苛,可說全無性情,但卻一直影響著歷代帝皇執政。

  儘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法家陰魂一直不散,所謂「王霸雜用」(漢宣帝語)。直到明亡,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痛定思痛,纔直斥後世人君之自私:「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又說:如此之君,豈能望臣子為之盡忠?則王朝之滅,良有以也。


  不過黃宗羲雖痛責國君失德,更由此而思及整個體制之失效,但始終未能提出改弦易轍的方法。直至西方民主東來,國人纔徹底向帝制告別。

  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學術界經歷了漢、宋之爭,考據與義理的相輕,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輪替,中學與西學的糾纏,最後以中國傳統學問全線崩潰,幾乎被逐出歷史舞台作結。

中國文化被連根拔起

  若問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中國文化的命運真的那麼淒慘,要承受滅門之禍?數百年來自卑之不足,還要自盡嗎?古城被夷為平地,新建的一定是洋房嗎?體制已變,格局已改,許多人都痛惜中國文化被連根拔起,但根在何處?我們還認識自己的根嗎?

  政治上的德治、經濟上的均平、社會上的信義、生活上的禮樂、教育上的成己成人,這些中國先賢揭櫫的理念有哪一點落後了?它們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充實而有光輝,可惜被西方強調競爭的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個人主義毀了。

  競爭是以個體的利益為核心的,為了使競爭合法化,西方使用了「人權」這個概念,並製作了一大堆法律來做護衛,美其名為「公正」,但究竟如何公正?只要看看美國這個極端資本社會貧富如何懸殊就知道了。中國近年追隨西方的經濟發展之路,小心別掉進深淵。

當代社會人的危機

  現在整個西方社會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再下去一定是政治危機。為了爭資源,社會一定分化,分離主義會愈來愈有吸引力。這些危機的背後其實就是文化危機,幾百年的自我解放、崇拜物慾、崇拜科技,早已令自己失控。西方人殺死自己的上帝在先(這一點尼采已指出),下一步就會殺死自己。

  這樣的文化我們還要追隨嗎?他們已步入瘋狂,迷失方向,我們還要亦步亦趨嗎?

  這是人的危機、生命存在的危機,人無方向、人無理想、人無意義。可以說,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如此虛無過。人即使製造出大量產品,供自己享受,但慾望安頓不了、野心安頓不了,精神還是掉在虛空裡。

  在毀滅之前,人類是否能及時回頭?那就必須對人類文化作大反省,幾百年,乃至幾千年所走過的路作總批判。有了覺醒,然後下一代纔有希望。

中西教育的不同

  人的問題,必須從人自身解決。一切向外尋求的,都是第二義。慎乎始,方向錯了,走下去便會萬劫不復。中國古人對此認識深切,一切教育的用心都是對向此一源頭。所以說誠意、正心、正己、正念,格致非向外求知,而是吾心通向外物時如何得其正、得其真、得其道。講到底是修養問題,而不是知識問題。朱熹以之外用,心外求理,便錯了。中國人不是不關心知識,而是更重視求知時的態度。意誠,纔不會以私意宰割萬物;心正,纔不會被慾望牽扯。

  在這裡,就要分辨念之正邪、意之善惡、心之誠偽、理之公私。在現實世界,這些東西具有相對性,但在人心起動,卻有先後、本末。何者為先,何者為末?便有生命本體或所謂存有論的問題。近代學者受西方分析哲學影響,以為不值得討論,其實是逃避了人生最嚴肅的一面。存而不論的結果就是錯過,人變得無根。

  檢討西方文化的是與非,是本世紀的大問題,當然不是我這篇短文所能盡,但因為問題已迫在眉睫:至少,我們拿甚麼去教育下一代?當眼見下一代的脆弱、放縱、自私、封閉、自以為是、無氣無力的時候,你難道沒有危機感嗎?沒有憂慮嗎?人類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對此束手無策,怎麼辦?當年作《易》者看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坤文言〉),所以纔有這種「為萬世開太平」的設計。亦正如孔子作《春秋》,公羊家說他是為未來理想世界設置制度。

  作《易》者是不是文王?孔子是不是真有這種改制之論?我認為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他們的悲願和心願,在危機之前挺身而出,承擔世運。在這裡一定有個更深沉的、更根源性的力量在他們的生命裡。平時無聲無臭,但到非常之日,有所需要的時候就會躍然而出。

性情的力量

  這是甚麼?我認為就是性情。一切不忍、慷慨、仗義、無私、奉獻的行動就會出。歷史之感人,不在理論,而在見證。唯有踐道的人、殉道的人纔能呼喚群眾,帶動歷史,度過難關、走向光明。

  性情不是生理意義的、心理意義的,也不是社會意義的,而是我們存在的根基。不過,你不要把它看做西方存有論思維上的本體,它不是一種概念結構,用來滿足理性上的思考。對它的存在,你必須採取感受——體會的進路,由「格」以至於不隔,即親覲,纔能證入。若以對待知識的態度,先懷疑,後歸納,便會終身交臂失之。所以我說:性情的存在雖然如此真實,但一般人對之還是似懂非懂,似悟非悟,一片模糊。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智者也很容易略過。

  希望我這篇短文,能打開一個通道,幫助讀者認識性情——中國文化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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