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民主,創建新思維
──二〇一五年元旦感言

霍韜晦

(原刊《法燈》391期,201511日)

  人類進入廿一世紀已經十五年,政治、經濟徘徊不進,沉疴難下;人們期待有新思維,以應新世紀,但就是沒有。

  例如民主,經歷了兩百多年的實踐,人民真能作「主」嗎?推翻了貴族,放逐了王權,人民就能執政了嗎?還不是落入有限政黨的輪替(如英、美)與大家族的把持(如日本、印度、菲律賓)中,人民在哪裡?民主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一人一票的直選,但無數例子證明,不只在新興國家,即使在美國,也難免受財團影響:你能想像美國會選出一位不代表財團利益發言的總統嗎?選舉是授權的機制,也是一個串連、妥協的遊戲,誰懂得選民心理,誰有打擊、分化、抹黑對手的策略,誰就會贏。   

  公正嗎?如果民主那麼公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醜陋、虛偽、交易、計算,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後遺症。如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了,藍綠惡鬥、社會撕裂,經濟、文化都直線下降。民進黨為爭政權,挑起統、獨仇怨,執政後推行「去中國化」政策,受害的又豈止中國人?台灣人也精神分裂。民意被擺上政治舞台,政客不敢逆,只能討好,結果所有政策都是虎頭蛇尾,又再招來傳媒臭罵。

  台灣如此,香港還要步其後塵。香港青少年不知自己文化的源頭活水,徒知西方民主的流行價值,而要爭取「真普選」。不知選舉只是機制,你能選出甚麼人?佔中者品流複雜,自己也產生不了眾望所歸的領袖,作為發起者的幾位知識分子,很早就被邊緣化,人人都說「沒有人可以代表我」,則已暴露出這一群人根本沒有受過甚麼民主訓練,卻要「代表」香港市民爭取民主,豈不可笑?所以說穿了只是發洩不滿的情緒。

  不滿甚麼?不滿政府的設施和舉措。和台灣一樣,不管政府推出甚麼政策,都會有反對聲音,傳媒則推波助瀾。為了銷路,為了市場,許多傳媒都失卻公正,更不要說其內容和文字的質素都愈來愈下降了。

  面對如此「民主」,怎麼辦?我們得到了「自由」的空間,但整個社會都失去了素養、失去了文明、失去了容忍、失去了關愛。人人都關心自己利益,耽心權利受損,這樣的社會必然四分五裂,必然江河日下。所以我認為:今天的民主已非西方當年出於公平意識和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立意識的反專制、反獨裁、反壟斷之神聖要求,而是出於維護自己私利、自己所得、不顧大局、不理後果的一念。這樣下去,人類社會前景非常嚴重:會導致分離主義、相對主義、個人主義、庸俗主義與虛無主義的產生,社會矛盾會愈來愈多,政府管治愈來愈難。即使有人才出現,也會被群眾欺凌。孔子當年,西狩獲麟,人盡不識,以為怪物。孔子不禁下淚:「吾道窮矣!」這是一個對歷史有洞察力的聖者的感傷,可惜群眾就是不了解。

  其實,民主之為物,中國早有卓識。人人皆以為中國是專制政府,以「天命」作護身符,讓人民不敢反抗。孟子指出:所謂「天命」,其實是人心、民意所歸,又引《泰誓》之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也就是說:政權不能私相授受,必須「人與之」,這很符合現代民主的精義。若政府不顧公意,殘民自逞,則人民有革命權:「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不能說是以下犯上。儒家這種民主意識,雖然未有普選,但重視民意則一。

  上文已說過:普選只是形式,並不保證產生有為的領袖,反而容易被人利用以騙取選票,真正有德之士哪會如此自我吹噓、踐踏別人?中國自古以來都知道:領袖必須自我要求,以仁愛天下,讓「天下之民歸心」(《論語》〈堯曰〉),而不是與選民交換利益條件。

  這當然是很不同的民主:君雖有位,但無主;民雖無位,但有主。關鍵不在位,而在德,即領袖的人品和能力最重要。所以《禮記‧禮運》篇說:「選賢與能」,選舉應有共識,即先有「質」的範疇,才說到「量」。今人不同,只看數量,全不管質素,這樣的民主焉能不敗壞?

  不過,這很難怪西方文化,因為從歷史上看,他們提出民主,有其必然。如果不是專制制度腐敗,國王貪婪,「朕即國家」,民主也不會產生。歷史的進程是有階段的,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易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我們今天不必墨守十八世紀西方民主的原教旨主張,而應該超越其不足,結合中國文化的「選賢與能」,先培育人材,以德性文化化解西方民主的自私的人性前提,現代民主才有救,政治才能開出新局。否則日日受其似是而非的理論困擾,不看現實,徒作觀念上的爭持,跌入「意底牢結」(ideology)中,實在浪費時間。

  歷史是不等待人的。我們須有前瞻性的智慧;看清民主政治的癥結。不要因為它被時人奉為普世價值,我們就要向它認同;也不要因為它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巨大作用,我們就以為它是萬靈丹,喪失了反省的能力;更不要因為它是西方「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我們就心存畏懼,盲目崇拜。我們必須實事求是,知道自己要甚麼,更要知道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局中,誰敵誰友。當別人以民主為武器的時候,你就不能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幫助我們現代化的策略。頭腦如不清楚,萬劫不復。何況,經我們解剖之後,西方民主並不那麼美麗。我們為甚麼不奮起創造更能解決問題的新政制呢?

  二十年前,我曾經提出「優質民主」的概念,希望能以中國文化重德之精神以濟西方民主之窮,亦即要求投票者須有公心與良知,才能保證他所投出的一票有社會意義、道德意義,以挽救不斷下陷的民主政治的腐惡。不過大音難入里耳,我不敢自稱我的建議是大音,難入一般人之耳就是了。

  時維一五年元旦,搔首望天,更有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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