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走上與國家分裂之路
── 香港「佔中」行動須再深思

霍韜晦

(原刊《法燈》386期,2014810日)

  香港近年的局勢令人愈來愈焦慮:競爭力、生產力、市民平均收入、居住環境、生活質素都逐步下降。但香港人似乎還沒有危機感,還在爭吵。為了爭奪政治話語權,各政黨各出奇謀,互相攻擊,設法挑動市民的神經,以民主為利器,乘政府弱勢,攻之不遺餘力,製造政府無能的形象。

香港加快撕裂

  在議會上,反對者議論滔滔,拉布拖延決策;暴力鏡頭雖不及臺灣,但亦庶幾近矣。矛盾如此尖銳,危機迫在眉睫,但部分人、部分傳媒似乎失卻公正,竟然予以推波助瀾,對激烈手段鼓掌叫好。不知是否出於嗜血心理還是市場行銷策略,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使香港撕裂得更快。

  例如,最近甚囂塵上的所謂「佔中」(佔領中環)運動,起因在不滿《基本法》所規定的直選特首的提名辦法,認為是小圈子選舉,應開放給公民提名,以達至真普選。若政府不讓步,便發起「佔中」,以癱瘓這個金融之都,看政府怎麼辦?這一招的確有在咽喉上著刀的威力,因此得到許多擁抱西方價值的人響應。

  問題是在法律上這個行動是犯法的。依法治社會,市民對政府不滿,應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表達,或通過法律程式進行,不應訴諸情緒、暴力、或非法手段來達至目的。因為這很容易引起社會的震盪,後患無窮。這只要看看法國大革命所蒙受的損失和付出的代價,一百年也償還不了就知道。也許有人認為值得,為了爭取自由,生命也可以付出。所以有人主張,公民可以犯法,這叫「公民抗命」( c i v i l d i s o b e d i e n c e ):只要是出於良心,符合正義,反抗法律,付出嚴重代價,也在所不惜,因為抗命的目的正是要改變不合理的法律或政府政策。當代著名的美國政治學者《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 J o h n R a w l s )就是如此主張。經他界定之後,「公民抗命」變得合理化,廣為人所引用。

公民抗命的理由何在?

  不過羅爾斯的說明只是一個抽象的說明,或者只是一個原理上的說明,至於在行動上如何判斷,迄無善法。因為要反抗舊制度,我們只能訴諸良心,個人自負責任。如佛家說,自負因果。緊扣此義,「公民抗命」便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不是法律所允許的行動。至於因「公民抗命」而使政府達到修改法律的效果,或社會公義得到彰顯,則是成功,亦顯示出這一行動的意義。如印度甘地的「絕食」和「不抵抗」,使印度贏得獨立;又如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使美國種族平等的夢想得以實現(美國國會最終通過「民權法案」,宣佈廢除民族歧視政策,讓黑人也有選舉權),就是公民抗命成功的例子,但其他公民抗命是否也是有這樣鮮明的意義?就要具體分析了。

  「佔中」,表面看是爭取更合理的選舉方式,但所謂「更合理」,根據甚麼?依發起者說,是以「國際慣例」來審視。至於甚麼是「國際慣例」?說穿了即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訂立的遊戲規則,被香港某些人所奉為「普世價值」者,因此也就不容別人質疑了。

  為甚麼不容別人質疑?這種邏輯很奇怪,稍具分析能力,也知道其中難以論證。甚麼是「普世價值」?西方民主就是普世價值了嗎?對不起,我就不認為。過去二十年,我已寫了不少文字批評,指正其謬。再退一步,即使民主的理念有價值,但在落實時,各國的設計也有所不同。例如英美的民主和亞洲印度、日本、新加坡的民主便有所差異。新加坡立例規定公民一定要投票,亦即達到普選了,但她的民主最受批評。

分裂一國,為歷史所不容

  其實,發起「佔中」的真正企圖可能不在於要立即實行民主,而是針對中國,想改變中國政策。利用鄧小平所允諾的「兩制」,挑戰「一國」。試想這如何可能?不要說為《基本法》所不容,也為歷史所不容。若發起者仍自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麼請看看歷史:中國從晚明開始國運已走下坡,近四百年;被西方列強欺侮,亦二百年,至今尚受其害。揚眉吐氣,甚麼時候?若我們還有些人,不顧大局,外國勢力自然乘隙而入。這些都是歷史傷痕,刻在人心,對過去了的我們可以諒解,但不能忘記。今天中國的命運已有所改善,並進行反貪反腐,香港人正要重新認識自己,與中國相輔而行,決不可獨行其是,更不可背道而馳。首先是「一國」,然後有「兩制」。如何設計是需要大家商議的,但總不能以已經疲憊的西方價值來發號司令。

行事者須審時度勢

  總之,制度是依現實的具體情況設計的,所以各國都有它的「民主」,不能「立理限事」。人類追求理想世界的願望何嘗不具有普遍性,但數千年無數的痛苦都嘗遍了,理想世界依然遙不可及。所以,有智慧的人不能固執,墨守一些成規、理念,認為真理在我。不審時,不度勢,一定失敗。

  四川成都諸葛武侯祠懸有一副名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聯語是說:諸葛亮七擒孟獲,不是為了開疆闢土,而是要他心服,而治理四川,有鑒於前代劉璋紀律鬆弛,則須寬嚴結合。同一道理,民國初年,宋教仁堅持制憲,推動西方式政黨政治,為袁世凱所忌,遭袁氏暗殺,孫中山痛失良材。但亦說明國民黨人不能審時度勢,書生意氣,使辛亥革命留下遺憾,孫中山要再進行第二次革命。

  往事已矣,有理想的人若真能依其所信行事,精神令人敬重。但是否完全合理?完全沒有利益上的考量?行動有無偏激?有無更佳的和平方案?應該多方面思考。一意孤行,兩敗俱傷。

「佔中」須再深思

  我的想法,一向是歷史性的。中國文化自有自信,否則為何三千年不倒?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只要中國文化不死,中國斷然可以新生。香港人豈能鼠目寸光,忘記自己是誰,而走上與中國分裂的道路?歷史大業,需要有覺醒、有志氣的人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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