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的六藝到喜耀的新六藝(上)

霍韜晦

(原刊《法燈》381期,201431日)

一、孔子設立六藝的偉大貢獻

  孔子開發學生性情,除了平時隨機應答、因材施教之外,還使用六經作為教本。六經是:《詩》、《書》、《禮》、 《樂》、《易》、《春秋》。稱之為「經」,可能在漢代經學流行,特別是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其原材料則早在孔子 之前已有;孔子只是將之整理、刪削,使宗旨聚焦,以方便教學。通過歷史證明,此六書不但對人的成長有幫助,更 重要的,是通向社會教化,對提升社會質素極有作用。立竿可以見影,因此,六經不但是一套話語,而且調教著人的 行為,最後可以移風易俗。孔子說: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禮記》〈經解〉)

  人人都能夠有此修養,自尊自律,社會當然文明、和諧。六經具有可行性、可實現性、可操作性,所以又稱為「六藝 」。這些都是孔子的慧識,定下綱紀,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性的形成,貢獻極大。司馬遷指出:孔子「匡亂世、反 之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創舉令人感動,所以司馬遷 又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贊)

二、六藝之教與國運

  六藝的教育和教化如此重要,到今天為甚麼失去了呢?回顧歷史,原因可能很複雜,但我認為主軸只有一個:就是近 二百年來國運的衰微,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於是求法於外,學習西方人的思維、技術、器物、與法制。 西方人之思維並非不佳,但其固陋之處卻被掩蓋。荀子著《解蔽篇》,說墨子是「蔽於用而不從孔子的六藝到喜耀的 新六藝(上)知文」,若用以說西方,亦庶幾近矣。不過,我們亦可以說:「西方文化蔽於物而不知人。」人是誰? 老實說,荀子亦未真知,徒見人「生而好利」、「生而有耳目之欲」,便以為這就是人的情性,因此需要教育以「化 性起偽」(見《荀子》〈性惡篇〉),即以後天努力來解除先天的制限。至於此一學習的動力何來? 荀子是不懂的,這 必須回歸孔子的性情(仁)。不過,荀子的人性論雖然有偏失,但他強調人須受文化教育這一點卻是對的。

  人要受教,這也就是說:人要學習。學甚麼?荀子以為是學禮儀,禮由君師制定,便須遵行,如此居高臨下,便不無 有權威主義之嫌,最終將變成一套虛文,欲養「情性」(荀子語,其實是指欲望),反為情性所顛覆。孔子的六藝便不 同了,孔子先從《詩》、《書》學起,即是先從人的善良本性入。所謂善良本性,並非生理上的本能, 亦非心理上的 自我防衛,而是有其生命的本質意義。欲窮其究竟, 曠劫探討不盡。蓋從哲學上說,此屬形上學;從成長上說,則須 一念回顧,自見心不容已。這是生命成長的動力,孔子知之,但愚者昧之,如何方能為人開發之?感受之?這就必須 立教, 善於引導: 先《詩》、《書》,而後《禮》、《樂》。要注意: 這裡的「先」,是層次上的「先」,不一定 是時間上的「先」。為甚麼?因為《詩》開發人的心志, 特重情感上的推動力。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可見《詩》有先在性、先啟性、先行性。

三、《詩》的真義在開發生命的感受力,從而立志

  若再具體一點說。《詩》指《詩經》,其來源包括各地民歌(風)與貴族生活、祭祀之詩歌(雅、頌),孔子將之刪訂為 305篇,不但內容豐富,保持原貌,更重要的都是出自於性情。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 語》〈為政〉)蓋《詩》篇直抒胸意,感情真摯,所以動人。

  這裡「直抒」,即從生命深處之性情直出,即是一種直感,所以非常真實,不會矯扭造作,也非常自然,讓感情自行 流露。《詩》〈大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 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人對美好事物的感動,自然有所嚮往,有所贊嘆;對人間遭遇到的不平,亦自然有所鬱結,有所悲憤。這說明甚麼? 說明生命的存在,本來就是追求理想。理想就是公平、公正和真、善、美的化身,人可以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由此 而有仁風義行,同情弱小,化為行動,伸張正義;不畏艱難,以貫徹初心。司馬遷說: 「詩三百篇, 大抵聖賢發憤 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太史公自序〉)這說明生命的秘密,人的特殊性。若從文學 觀點看,《詩》就是典型的性情文學。陳世驤稱之為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源頭,很有道理。但我以為:還有其嚴 肅與追求理想的一面,抒情與言志並重,宜稱為性情文學。

  文學,必自性情始;立志,必自性情始;對理想之追求與貫徹,必自性情始;對生命之開發與提升,必自性情始;一 切生命求真、求善、求美、求神聖之動力,亦必自性情始!而《詩》,就是呼喚者、表達者、讚嘆者、推動者、安慰 者。

  古人對《詩》如此重視,那麼今天從事教育工作的,如何承繼之而作現代轉化呢?我想必先聚焦,先立乎其大者,亦 即先突出其與生命成長最相關的部份,然後在教學上有所對向。今天我們讀《詩》,如果知道它是一種性情文學,可 以讀出一股呼喚生命成長的力量,那麼所學習的就不一定限於《詩經》,而是一切有相同意義的、有代表性的性情文 學作品,包括唐詩、宋詞。作品是借鑑,真正要開發的是孩子的感受力。有感受才有回應;有回應才有模仿;有模仿 才有領悟;有領悟才有進步。例如表達能力的進步與關注別人能力的進步。授課老師可以依此設計。

四、《書》的作用在加強記憶,教人從歷史中學習

  《書》即《尚書》,原屬古史,記虞、夏、商、周四朝帝皇之政事,以言為重。古人相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尚書》即保存許多帝皇的訓諭、教誡、誥命、誓章、任命,可以視作文獻檔案。由於言簡意賅,佶屈聱牙,一直號 稱難讀。秦火之後,更產生今古文問題。簡單來說,今文《尚書》由老學究伏生背誦出, 以漢代流行書體(隸書)寫 下, 故稱「今文」,凡二十八篇,加上民間呈獻一篇〈泰誓〉,共二十九篇。後來,武帝時,從孔壁中發現用蝌蚪文 寫的《尚書》,有四十四篇,經孔安國獻上朝廷,是為古文本。古文本雖已發現,但由於今文本已列為博士學官,古 文本只能私下流行。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書籍流散,此書亦失去,直到東晉時方有人獲得再獻,稱為孔安國本。不過 此書之真實性一直引起懷疑,到清代考據學興,閻若璩方證明其為偽作。但真相如何?仍有待學術界探討。

  撇開考據問題,《尚書》其實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這不只是《尚書》提供了古代的政制與管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它 的精神。它的精神在哪裡呢?就是指出帝皇獲得政權的合法性在得「天命」,但「天命靡常」,唯有有德者始可得之 。此即開啟了中國政治必須有道德支持的大格局。帝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禹雖傳位於子,是因為其子有德。不過 因為夏桀無道,天命於是改予成湯;周能代商而興,也是因為這個道理,所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 。這不是迷信,而是統治者的修德問題,天命隨之而轉,可見中國政治中的道德理性才是根本義。人心向背,亦是植 根於此。〈泰誓〉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以民心詮釋天命,這種思考方式,早已開啟西方近代民 主之先河,而且比西方的人權觀念更有情味(深一步的解釋,可以參看我寫的《優質民主》一書)。換句話說,甚麼 是歷史?中國史官為甚麼重視君主的思想(言語)?因為歷史就是沿此前行。得與失、善與惡,彰彰明甚。所以人要 記得歷史教訓:誰能真的「知人」、「安民」?須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見〈皋陶謨〉及〈五子之歌〉),同 時明白國家的凝聚力。這也就是「天下」的概念。古人以天子為中心,對外根本無疆界,《詩經》所謂「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不一定是天下所有資源都歸天子一人享用的意思,而是反映出古代的政治觀念 :天下一家,這就超越出狹隘的民族和國家界線。天子以德治天下,亦唯有修德,方能使人心悅誠服。

  據此,今天我們讀《書》,就要先樹理想,記得自己的承擔:吸收前人經驗,真誠面對自己,才能改過遷善。記憶不 是只求記事、保存文檔,而是用在自己的成長上,進而承擔社會、國家、民族,乃至歷史文化的責任。讀《書》,可 以知古人的氣度、胸量,念茲在茲,都是全體百姓。若我們的孩子,讀書成長,亦有這樣的器量和視野,將會如何不 同?顧炎武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正是《書教》。換言之,訓練孩子由記憶而專注,由專注而有所發現, 由發現問題而改變自己,承擔責任,才會成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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