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顯示人類的價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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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辛亥百年紀念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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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

(原刊《法燈》350期,201181日)

今年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們如何紀念?當年的危機,還存在嗎?中國開放改革已三十年,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中國資金正湧向西方,到處揚威。中國民族似乎已重拾自信,還有危機嗎?我的看法:正是由於中國目前只有經濟一線冒起,尚未及於其文化,民族的創造力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尚未看到,反而內部腐爛、貪污枉法的現象蜂起,所以危險。中國前途究竟繫於何處?經過一百年的革命,我們真的獲得新生了嗎?百年革命,也就是百年災難,百年來中國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不像美國立國那麼順暢,也不像英法德日諸國那樣的穩定。借用鄧小平的一句話,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完全是為形勢所迫,自己「摸」出來的。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為甚麼產生?根本原因就是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失去民心,即使有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名學者做保皇黨力保,也保不了。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口號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我認為「中華」不只是個民族概念、國家概念,也是個文化概念;「恢復中華」不只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也是中國文化的新生。

為甚麼我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民族的活力在其文化。文化提供民族成長的滋養,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從艱難中提煉出過關的智慧,累積起來,就是寶藏。所以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必然有豐富的文化底蘊,釀成堅韌的生命力,死而不亡。滿清入關,在政治上雖然取得統治權,但對中國文化是壓制的、是畏懼的,所以不鼓勵人民有思想,有大志,反而大興文字獄,只允許做文獻整理工作,美其名為「樸學」,實質上是斲喪了民族的生機,把全國人民變成奴才。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辛亥革命推翻滿清,除了民族使命之外,還應該有文化使命。對這一點,我認為孫中山是理解的,所以他纔提出以西方的合眾國形式來取代帝制,也就是以西方的政治文化來改造中國,認為只有如此纔能換取中國的新生。如今歷史翻過百年,孫中山的這一個看法的不足之處逐漸浮現,但他作為一扭轉歷史的人物,則當之無愧。

今天我們紀念辛亥革命,自然要給它適當的評價。歷史遺留下大量素材,尤其是生當國破家亡之際,無數仁人志士奮身而起,為革命理想作出犧牲奉獻,義無反顧,壯懷激烈,絕對可以流傳千古。但由於國運蜩螗,無暇對這一個時代的人和事深入分析。時代的節奏太快,我們連好好地坐下來閱讀資料的時間都沒有,人物已匆匆過場。我們如何捕捉他們的身影呢?更不要說我們如何把他們放在一個巨大的歷史框架中來了解了。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一個扭轉中國命運的時刻;不好好地了解它,我們無法明白百年來的中國命運,也無法探視中國的未來。

辛亥革命究竟該怎樣了解?我們不妨先從最簡單、最常問的問題開始:辛亥革命成功了嗎?

一般歷史書認為:辛亥革命非常成功,因為它推翻了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顛覆了數千年的帝制,成立了共和政府。前者是民族革命,後者是政制革命,從這兩個角度看,都是成功的。問題是革命的實質,若依中國革故鼎新之義,革故之後,便要建立新社會、新秩序。從此之後,國家安定,百姓安居,上下齊心,神民共慶,故以「鼎」來表示這種氣象。「鼎」本來是食器,大家歡聚,以食物敬獻上帝,表示感激,然後供養聖賢,序齒有禮。這樣的場合,又歡樂又神聖,又感動又凝聚,表示一個理想的實現。所以「鼎」由食器變為神器,其涵義絕不簡單。相傳大禹受禪之後,即鑄九鼎,分置於全國,象徵國家統一,有實質性的貢獻。若依此尺度來看辛亥革命,則其成功只是表面,許多實質性的東西並未變革,反而產生了很多新問題,導致以後革命不斷,不只政權革命、政治革命、軍事革命,還有社會革命、文學革命、生活革命、思想革命……人人都以革命為尚,一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發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這說明甚麼?說明辛亥的革命目的並未完成;推翻滿清之後,新秩序並未建立,反而拖延了很久,道路曲折漫長。

不過,辛亥革命始終是值得紀念的:它扭轉了中國的命運,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它帶出了新的文化理念,影響了好幾代的中國人。

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解決現實問題上,這句話很有道理。許多人在書房裡面建構體系,不觸碰現實問題,說得再好、再玄妙也無用。理上圓融還要事上圓融,但理事能統一靠誰?靠人。一切都是待人而行。但人在哪裡?尤其是:有識見的人、有能力的人、有承擔的人、有操守的人在哪裡?否則理論再好,到人那裡就變質。人的選擇、人的行為、人的相互關係,全部化為歷史,相連不斷。須知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不是自然世界的紀錄。自然世界的變動沒有目的,沒有價值觀念,但人有,所以每一步都影響到別人。禪宗船子和尚說:「一波纔動萬波隨」,他說的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人世間的網絡,亦即人類歷史文化的網絡,我們都在其中。我們參與行動、參與創造。成與敗、真與假、邪與正、善與惡,誰也不能卸責。所以我認為:歷史是人類(包括自己)犯錯誤的紀錄,但也是人類改正自己錯誤的紀錄。歷史從來都不是中性的,它一直顯示人類的價值追求;儘管此價值之內容有差別,但仍是提撕我們前進。明乎此,我們纔能湊泊孔子所說的「春秋筆法」。

編者按︰本文原為霍會長在本會二十九周年會慶所作之「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講演內容之一部分,全文請留意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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