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37期,201811月1日)  

  【編者按】二零一六年秋季,法住文化書院開設二年制「國學專修班」課程,由當代思想家、國學大師霍韜晦教授親自設計並主講。為正本清源,首開「國學正名」一科。本文即根據課堂錄音整理而成,篇幅所限,特分三期刊登。


3. 《荀子》

  到荀子,「本」這個字的意思就清晰多了。我們知道,孟子長於論辯,一股氣,「沛然莫之能禦」,文章很有氣勢,滔滔雄辯。荀子不同,他長於思辨,更重視思維的邏輯關係,文章說理性很強。

  在《荀子》一書中,很多地方講到「本」,我們先據資料分析,再加以綜合。

(1)以誠為本

  《大學》講「八條目」,其中有「誠意正心」。這個「誠」字一出來,影響很大,宋明思想家就有人主張「以誠為本」。 其實,「以誠為本」在《荀子》書中已有所體現,當然跟後來的講法有所不同。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不苟〉)

  人除了養身之外,還須養心。荀子講「心」,跟孟子不同,孟子講的是道德心,荀子的講法則比較接近西方,是理性的心,心的作用是思考。「養心」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要通過學習,轉化人先天的生理欲望、本能結構。這裡荀子提到「誠」,是指學習的心要誠,很純粹。這跟孟子、《大學》以及王陽明講的「誠」都是不同的(我們讀中國書要很小心,同一個字,不同思想家有不同用法,搞不清楚的話,對中國思想史的了解就亂了。這方面唐君毅先生的《中國哲學原論》是很有幫助的,他讓你明白每一個概念的歷代用法,從而看到思想史的發展。他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哲學史來講哲學,有別於用哲學去講哲學史)

   「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荀子講「仁」與「義」,跟孔子、孟子也是不同的,他更強調後天的教化。簡單說,荀子認為,人生下來就是個動物,須通過學習纔能明白道理,「仁」與「義」皆為後天習得。君子之道,就是要守「仁」行「義」。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形」就是人的行為表現,是可見的;「神」是人的道德狀態、人格狀態,是無形的,但是通過人的行為得以展現。「化」就是變化,人若誠心守「仁」,不僅可以轉化自己的生命狀態,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變化,影響他人轉變。

  「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理」是行為背後的道理和根據,即行為準則。通過你的行為,「理」能清清楚楚表現出來,說明你的生命狀態真的有所轉化。

  這種轉化是從哪裡開始的?就是「誠」。君子的人格培養需從「誠」開始,學習需要「誠」,生命成長需要「誠」,這就是荀子以「誠」為本的意思。他總結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何謂「政事之本」?因政治所設立的一切制度、政策、訓諭,以及所展示的種種活動皆為政事。因為君子是有教養的階層,是社會的典範,是領導者,所以政事應以君子的人格為根本。這一點荀子跟孔孟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視君子之「德」,即領導者之德,這個「德」是修養出來的,這是儒家共同的政治前提。不過,荀子的政治哲學、教育哲學和孔孟還是有所不同。

  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立國要靠治國,國家不能治,怎麼立啊?所以大家共同的話題,都是治國、立國。荀子的觀點很明確,就是推行教化,讓人通過學習,轉化自己。因此,教化之功也就是政事之本。如果沒有這種教育先行,儒家的理想政治就不能實現。

  基於此,荀子提出「誠」,就是要好好學習、全心全意,不要有雜念,首先要學懂遵守規矩。本來,孔子也講「學」,強調的是「為己之學」,學習是主觀的、主動的、個人的行為。但是荀子所處的時代比孔子那時更糟糕,戰爭更頻繁,社會秩序破壞更嚴重。所以荀子更強調規範性的東西,就是「禮」。

(2)以禮為本

  從學習立場、成長立場講,荀子主張以「誠」為本;從社會立場、政治立場而言,則要以「禮」為本。荀子所講的「禮」,是一套客觀的、規範的、具有管治作用的規矩、制度。他在〈王制〉、〈禮論〉等篇,都談到這個問題。如: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王制〉)

  「天地」是萬事萬物、一切生命的起源。「禮義」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的,是一切政治活動、社會活動、集體活動的開始。人不是孤單一人活在世界上,必須與人相處,因此衝突與合作在所難免,必須建立一套規則,這就是禮的開始。荀子在〈富國篇〉中,講禮義是怎麼產生的,跟西方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非常接近,但荀子比他早兩千年。

  「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君子」是領袖,是政權的掌握者,也是禮義的設計者,所謂「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都是君子的活動。他們承擔管治的責任,參與秩序的建立與維護。所以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參」就是三,就是《周易》所講的天地人三才。君子與天地並立,統攝萬物,管理人民,秩序由此建立。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社會沒有倫理秩序,天下就會大亂。而君子身具教化之責,故謂「君師」。《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國君同時也是老師,是至高無上的。君師合一,用現代語言講,就是政教合一。不過西方講的「教」是宗教,中國講的「教」是教育、教化,但提升到精神最高層次,也具有宗教意味。這裡,荀子希望建立的是一個以道德倫理為基礎的文明世界,基本上是傳統儒家的精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斷延續發展,維持著社會的秩序與和諧;人與人之間,遵守禮的規範,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社會纔能安定。因此,在荀子看來,理想社會要靠禮來維繫,是之謂「大本」。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論〉)

  這裡,荀子總結「禮」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與剛才那一段的意思大體一致。天地生萬物,不同祖先產生不同的族群,通過君師的設計、管理、教導,形成組織、制度。一個群體有秩序,有條理,纔會感到安全。所以有群體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承擔,這關乎種族、國家的安全問題。所以,天地、祖先、君師,三者不可偏廢,否則,人不能得到安頓。禮的作用亦在此,「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隆君師」是荀子最重要的主張,有君師,就有禮,有教化,社會就有秩序,國家安定。

(3)兵之本

  以誠為本,講的是教育、教化;以禮為本,講的是社會秩序的建立,也是國君尊嚴的建立。下面講兵之本。當時軍事活動頻繁,有關戰爭的討論也很多。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議兵〉)

  「以仁義為本」,本是孟子的觀點;荀子也這樣講。這裡,陳囂向他提出質疑,若人人本有愛心,做事依理而行,為甚麼還要打仗呢?打仗就是為了爭奪嘛。爭土地、爭人口、爭資源、爭尊嚴,都是爭。這是當時的思想家都面對的問題,戰爭如此之多,傷害如此之大,如何解決?最典型的就是老子講「無為」,不要爭。孫子兵法講不戰而屈人之兵,認為「爭」是最下之策。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能不用則盡量避免。這裡,陳囂詢問荀子的就是這個問題:你講以仁義為本,那麼如何解決爭戰的問題?

   孫卿子曰:「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所謂仁義之兵也。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議兵〉)

  荀子的解釋是,我所講的「仁義」是「大便之便」。甚麼意思?就是為了最大的便利。這一點跟墨子很接近,講效益,帶點功利主義,為的是政治的安定。簡言之,如果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他們對領袖自然親近、信服,所以「輕為之死」,就是願意為國捐軀,毫無怨言。荀子這段話很值得分析。老百姓親近領袖,願意為之死,究竟是為甚麼?是因為得到利益,還是因為有感激心?孔孟強調的是後者,人民對國君愛戴、尊敬,是因為他能夠以民為本、愛民如子。荀子沒有特別指出這一點,但他也認為戰爭勝利的關鍵在國君,將士所發揮的作用只是「末」罷了,國君所起的作用才是「本」。「本末」是中國哲學很重要的範疇,先秦思想家不知不覺都受到這個範疇的影響。這裡,荀子非常清楚地強調這個本末關係了。

  當時,西方的秦國經過幾代的統治,逐漸強大起來,其他諸侯國對它多有忌憚,秦國亦「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即擔心各國聯合起來對付自己。荀子說,這些皆屬於「末世之兵」,只是為了利益,彼此爭鬥不休,沒有認識到「本」的重要。反之,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則不同,戰爭的結果早在他們發動軍事行動之前就已見分曉。因為領袖平時的表現已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商湯、周武行仁義,士兵願意為之死,此為仁義之師,故戰無不勝。

   孟子也曾對梁惠王講「仁者無敵」,從軍事而言,似乎跟荀子這個講法很接近。但孟子重性情,強調統治者對人民要關懷,使百姓安居樂業,由是感激。荀子則更重視政策的客觀性、有效性,使人民獲得最大的好處,這是保證軍事行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根據,聽起來有點以仁義為手段的意思。好像戰國時期的吳起,他是魏國有名的大將,很懂得帶兵。《韓非子》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年輕的士兵傷口發炎化膿,吳起身為將軍之尊,親自用口把膿血吸出來。士兵很感動,但他的媽媽聽說後,大哭起來。別人不解,問她:「將軍對你兒子這麼好,你哭甚麼呢?」這位母親說:「當年他父親受傷了,就是將軍替他吸膿,結果他父親戰死了。現在我擔心我的兒子不久也要戰死了。」這就是說,吳起是個功利主義者,他的舉動是在收買人心,不是出自真誠的感情。雖然這種行為本身,激發了人的性情,但使用者本身把它作為一種手段來用,就很不好。從荀子開始,就講這種「大便之便」,影響到後來的韓非子,從儒家的思想,慢慢轉到法家,這個思想發展變化的過程,荀子是橋樑。

(4)樂之本

   下面講樂之本。其實,講「禮」就要講「樂」,這是老傳統。孔子之前,從周公開始就強調「禮樂」是君子之器。作為君子,一定要守禮、懂樂。禮從外面規範你的行為,樂則從內心生發出來。所以,荀子說:

  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樂論〉)

  這裡,荀子非常強調禮樂的客觀性、普遍性,不可改變,一定要遵守。他指出,「樂」是「和之不可變者」,音樂能夠引起大家的呼應,把人們的心凝聚起來,這就是「和」。人與人相處,彼此和諧相應,情感自然流露。音樂傳遞了這種情感的和諧,從中可以看到秩序和規律,它是有道理的,並非偶然。

  「禮」是「理之不可易者」,這個「理」不是宋明理學所講的形而上意義的「理」,而是指「禮」的編排、設計是有客觀根據的。比如,根據人的身份,有不同的稱謂,用不同的車,穿不同的衣服。這些安排背後有它的道理,不可隨意更改,否則社會秩序就會亂。

  雖然「禮」和「樂」常常合在一起講,但它們的功能有所不同。「樂合同,禮別異」,「樂」的作用是凝聚人心,「禮」則區分不同。人的身份有別,通過「禮」,我們纔知道怎麼跟別人相處。「禮」和「樂」統一,互相配合,人心得以安頓。所以說,「樂」可「窮本極變」,「禮」可「著誠去偽」。就是說,通過「樂」可以深入生命之本源,明白變化的道理和根據;通過「禮」則可以消除人的雜念,去掉虛偽。這裡,荀子是從經驗世界出發,強調音樂具有感化人心、團結人心、安頓人心的偉大功能。在孔孟來講,樂之本就是性情。荀子並沒有進到性情的層面,但他至少明白,樂與人心相關。在荀子看來,人本來是一動物,生下來就有欲望,如果不用禮去節制,就會亂。但外在規範不能使人心凝聚,所以還需要樂。音樂的功能就是「和」,使人達到內心彼此相應,進入和諧的境界。

(5)心知為本

  接下來講心知為本,這是荀子哲學的核心。

  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解蔽〉)

  「心」不可以不知「道」,這個「道」就是宇宙萬物變化的客觀性、規律性、必然性、普遍性。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最高的價值追求。老子、莊子所追求的也是「道」。可以說,它是萬事萬物存在的真理,變化的根據。但是人怎麼纔能明白「道」呢?就要靠「心」,所以要培養「心」。心如果不明白「道」,則「非道」(邪說)流行。人的欲望一旦放縱,如何能守住「道」?何況自己的行為如果不能合乎「道」,又如何要求別人、教育別人?結果世界就會大亂。反之,心如果明白「道」,就會知道甚麼可行,甚麼不可行;知道應該遵守甚麼,杜絕甚麼。這樣纔能建立一套社會規範。所以歸根結柢,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明白「道」,而「心」正是認知的主體。

  「心」何以知?「虛壹而靜。」虛心纔能容納,去除雜念,精神集中,纔能以專注、冷靜的態度觀察、分析、思考。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所講的「心」是認知的心、理性的心。面對混亂的社會秩序,荀子認為,光講道德心沒有效果,孔孟以性情為本,一般人沒辦法了解,只能從經驗出發,通過客觀現象的觀察去認知世界。如看到烏雲,就知道要下雨;看到月亮的圓缺,知道潮水的漲退。這都是多次觀察後積累的經驗,是科學的萌芽。顯然,荀子的思想,跟孔孟有一定的距離,他逐漸離開儒家的心性之學、性情為本,另闢蹊徑,移向經驗主義、客觀主義、權威主義、自然主義。簡言之,講知識他是經驗主義,講禮樂他是客觀主義,講政治他是權威主義。講人性他是自然主義。不過,荀子把知識建立在人的認知心上,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都以此為基礎,這是他的貢獻。

  以上,我們綜合了孔子、孟子、荀子關於「本」的講法。他們有相互繼承的地方,也有一些觀念很不同。孔子很強調個人生命的成長,人要通過不斷學習,成為君子,乃至聖人。孟子基本上是遵從孔子的脈絡,但他不只講個人成長了,更擴大到政治層面,講國君要以民為本。荀子的時代已是天下大亂,唯一的出路是教育。在重視教育這一點上,荀子和孔子是相同的,但他從客觀性上講,強調禮的外在規範,隆「禮」就要尊「君」,這不免走向權威主義,為法家的發展起了橋樑的作用,從荀子到韓非子,學術的立場就變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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