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原旨(上)


霍韜晦

(原刊《法燈》435期,201891日)  
  
  國學的宗旨是立國之學。我有一篇重要的文章:〈立國之學、立人之學與立本之學〉(註1), 就是談這個問題。

一、立國必須有道

  國學為甚麼是立國之學?

  首先,立國必須有道。有道就是有道理,這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國家建立的ground。這個ground,首先可以翻譯為根據,其次是根基,立國必須要有根基。孔子講:「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禮記·經解》)你到一個地方,就能了解這裡的教育。從哪裡可以看出?就是國民的表現。正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種種社會現象其實都是教育的結果。因為教育可以提升人的品質,讓人成長。人人成長,社會質素自然提升,好的社會風氣就能建立起來了,這就叫做「移風易俗」。用現代語言講,這屬於社會教育,但社會教育的前提必須是生命成長的教育。人本身要進步、要提升,並且普遍化,發生整體的改變,纔能移風易俗。國家立就立在這裡,所以我說,立國必須有道。如果沒有道,國不可能立起來。

  1. 堯舜之治

  回到中國第一本歷史書《尚書》,裡面提到堯舜之治。堯跟舜是怎麼立國的?又是怎麼治理國家的?當然,有些學者站在歷史考據的立場,認為這只是神話,不是真實的歷史。但是,我們要看到,神話所代表的是一種意願,從這個意願中可以看到人心的嚮往。事情也許不是真實的,但人有這個嚮往是真實的。老百姓很希望有堯舜這樣的領袖,這是性情的真實、人心的真實,跟科學所講的真實、歷史考據所講的真實是不同的,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堯舜。

  堯是甚麼樣的人?根據《尚書·堯典》的記載:「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所謂「文思」,就是他所講的話、所出的文告,他治國的思考、設計,全在裡面,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他的為人;「安安」就是說他的政策都是為了安頓人民,讓老百姓感到安全、獲得平安;「允恭克讓」就是對人尊重,態度恭謹,很謙虛,能夠禮讓別人;所以他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就是聲名遠播,人民沒有不稱讚他的。

  堯之後就是舜,也是如此,我就不重複了。你們看,《尚書》第一篇〈堯典〉,第二篇〈舜典〉,這兩篇記錄了兩位偉大的開國領袖,是中國歷史的開端。當然,我剛才說了,歷史上是不是真有堯舜,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歷史的記載,我們看到老百姓心目中的領袖應該是這樣的:清明、公正、謙虛、愛護百姓……這樣大家纔服他。

  這就是堯舜之治,不是通過武力、不是通過嚴格的管理制度(不像後來的法家),而是先要求自己,對人謙恭,對人愛護,不自私;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放在後面,國家、民族、老百姓放在前面,這就是德治精神。

  在中國,堯舜成為德治的典範。禪讓制度,就是德治的具體表現,比現在民主選舉更圓滿,更有道德,更有理想。這個頭開了以後,就成為中國政治哲學最重要的一條:立國,最重要是立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論語·為政》),領袖自己要先立德,大家就會以你為榜樣,向你學習,這樣纔可以移風易俗。所以要使人向上、向美、向善,靠的是甚麼?不是靠管理,而是身教,開發人的性情,這纔是中國教育的精神。這種精神的開端就在堯舜那裡,後來被孔子所繼承。

2. 禮樂精神
  
  那麼,「德」裡面要包括甚麼呢?首先是「禮」。與人相處要讓,要尊重別人,這就是「禮」的產生,也是「禮」的根本。「禮」並不是要分等級,而是講謙讓,是對自我的一種消解。所以顏淵問孔子甚麼是「仁」,孔子是這樣回答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論語·顏淵》)顏淵又問,怎麼做到啊?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換言之,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全都要合乎禮。表面上看,好像太強調規矩,太強調客觀要求,實際上是通過禮來培養你的良好習慣,慢慢把你內心的自我化掉。「克己」就是化掉你自己,也就是化掉你的欲望、化掉你的驕傲、化掉你的特權……這樣你纔能真正成為一個君子。孔子教育的偉大就在這裡,他把禮樂精神的根挖掘出來了。

  古代的禮樂,我們講「六藝」時提過。「禮」有五種,有所謂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樂」是配合「禮」的,它是音樂和跳舞的結合。古代的「樂」有六種,黃帝的樂是《雲門》,堯的樂就是《大鹹》,舜的樂是《大韶》,禹的樂是《大夏》,商的樂是《大濩》,周的樂是《大武》。從黃帝、堯舜禹一直到周代,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最隆重的音樂與舞蹈,在祭天地、祭宗廟或者舉行盛大慶典時展示,非常壯觀。孔子曾說過,他喜歡《韶》樂,盡善盡美,《武》樂雖盡美但還沒有盡善。但「樂」到後來傳不下去了,六經裡面的《樂經》也失傳了。後來的朝代為甚麼建立不起新的「樂」呢?這需要考據,我們不在這裡討論。

3. 為政以德
  
  春秋時候,禮崩樂壞,所以孔子要撥亂反正。他對周代禮樂制度非常嚮往,試圖重新建立。他曾說自己很久沒有夢到周公了,很難過。實際上不止周公,他最嚮往的是堯舜這樣的最高典範。《論語》裡面有很多歌頌堯舜的文句,如孔子講「為政以德」,就是希望能夠恢復堯舜德治的精神。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帶領老百姓,靠一套制度來管理,做不到就懲罰,甚至用很慘酷的刑罰,讓人民怕,怕了就不敢不做。結果會怎麼樣呢?「民免而無恥」。有人僥倖躲過,就覺得很開心,老百姓沒有羞恥感。但如果用教化,講德治,用禮樂,使大家彼此謙讓,互相尊重,每個人都不從個人立場出發,國君更要以身作則,即「為政以德」,孔子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政治。

  立國須有道,這個「道」就是德治。有道,國家纔能建立、纔能維持、纔能發展、纔能永遠不會給別人滅掉。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問他:「你遠道而來,給我們帶來甚麼好處啊?」孟子馬上就答道: 「王何必曰利?」你不要講利益,應該講仁義纔對啊!仁者纔能無敵!這就是傳承了堯舜以來的立國精神。國學的原旨就是從這裡開始,這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註:  
   

1.

原刊《法燈》410、411期,2016年8月、9月號,後 收於《國學與教育》一書,香港:法住出版社,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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