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甚麼要辦國學院?(下)


霍韜晦

(原刊《法燈》434期,201881日)  


國學教材如何重編?──以《詩》為例

  
  因此,今天欲重興國學,首先在認識上便要知道國學的價值,非其他文化所能取代,更關係到民族存亡:千秋萬世,豈能到此而絕?性情開張,人類前途亦將有救。但「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國學要有新生命,就必須在教材上和教法上有所突破,與時俱進,以方便學者領悟,並激發其志氣,參與此一歷史文化之大業,為往聖繼絕學,不畏艱巨。

  當然,重修或重編國學教材非同小可。國學雖頹,但權威之形象仍在;至少,經學仍有其崇高之地位,率爾操瓢,恐招物議。但此事亦非不可能,孔子當年已作了很好的示範:孔子刪《詩》、《書》,正禮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復見世衰道微,秩序敗壞,憤而作《春秋》;列為六藝,以課弟子,可見孔子之深意,寄其理想於後世。漢儒尊孔子為素王,稱其為漢立法,其實是守護周公制禮作樂之初衷,使其代代相承,而精神不替。至於禮樂內容,時代、環境、人情改變了,自然也會改變。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其思想、行動、決策,都會因應現實而加以調整,不會墨守成規。可惜漢儒一方面高揚孔子,一方面把六藝立為經學,經典神聖化之後便失去了它的靈活性、實用性,「通經致用」只是口號。傳至宋代,朱熹以《四書》羽翼五經,是有道理的。

  總之,在具體內容的設計和選擇上,「變」是必然。但「變」亦有其道,不離其宗,古人以「形而上者」釋之,其實就是「變」的根據,「變」的準則。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不是故弄玄虛,而是主事者、應變者的歷史情懷與精神操守。失卻此宗旨,就會隨波逐流,傳承必變質。

  「變」和「所以變」,正如「跡」與「所以跡」,一體兩面,不可分離,知「所以變」,纔能言「變」。例如,我曾經根據孔子的六藝而提出新六藝,這就是「變」。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都是孔子用以教育學生成長及提升社會(國家)質素而設的教材。所謂「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指的正是推行六藝的成果。後人將之推尊為「經」,是提升了六藝的地位,但亦易使之僵化,錯認內容為本旨。今天我們師法孔子,當師其意而非師其具體規劃:何者可變、何者不可變,正如上文所述,須分層次。譬如《詩》,自內容言,指《詩經》,歷代王室采詩,據說凡三千首。孔子將之刪為三百零五篇,此說不知確否?但曾加整理則是可信的。不過問題不在篇數,而在讀《詩》的作用。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甚至使於四方,可以專對諸侯;若「不學詩」,則「無以言」。可見在陶冶性情之外,更有政治、社會、外交、處事之功能,士不能不學。不過我認為:孔子把《詩》置於六藝之首(孔子之前,古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見《周禮·保氏》),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則有深意:即《詩》可以開發性情。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

  為甚麼誦《詩》可以有這樣大的力量?因為《詩》讓你直接感受人內心的情懷、嚮往、追求、讚歎、悲憤、鬱結,美好之情油然而生。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無邪」即是從性情直出,非常自然。本此「無邪」,詩就不會矯揉造作,直入讀者心坎,所以動人。這不只成為評判後世歷代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如王國維所說的「不隔」,「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更是為人立身處世的根基,健康成長的保證。

  為甚麼?因為情得其正,情得其通、情得其道、情得其暢。現代人活在功利社會、競爭社會,生存壓力大,人際關係疏離,感情很容易受傷,心理很容易鬱結,生命很容易封閉,引導思想走向絕望,一朝爆發,累己累人。健康的文學作品可以讓人的性情得到釋放、得到通達、得到共鳴、得到希望,進而引發志氣,產生行動力、承擔力,理想不虛懸,整個社會亦因此而美好。這就是詩教。

  由對《詩》的深入,讓我們了解孔子的教育學。為甚麼「興於詩」?就是先培養感受力,進一步開發性情。根據此義,今天時移世易,我們所選用的教材便不一定局限於《詩》三百篇,因為那畢竟是孔子時代的作品,一代均有一代之文學,只要能寫真感情、真寄托,都是《詩》的餘韻,為甚麼不重編、再選、再加以延伸、豐富起來呢?

  《詩》如此,則其他諸藝亦莫不然,我就不一一贅述了。總之,國學重興,教材之安排是一大工程,如何根據孔子之原初本意加以重編、重訂,是當務之急。

與西方教育不同的國學入路
  
  教材之外,是教法。上文已指出:學國學不是學知識、學技巧;也不是知歷史、知文獻、知源流,而是在此基礎上培養愛國之情、繼絕之義、承擔之勇、通達之智。純粹的知識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雖然我們很需要知識淵博的學者,亦尊重學術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但文化必須回歸生命,知識必須長養性情。這是人的世界,知性的發展不能不顧道義,不能傷害社會,更不能傷害作為源頭活水的性情。否則人將為知性所異化,文明將被醜惡的人性:貪婪、自我、驕傲、妒忌、虛幻、錯認所毀滅。但性情是甚麼?許多人問。它不是我們認知的對象,無法經驗,好像只是一個被賦予的符號。那麼,它真實嗎?在知識論上,成為問題。

  在西方思想史上,這是對「本體」的探究,經歷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長期辯論,最後還是過不了懷疑者休謨(David Hume)的關。正如上文所說,康德宣稱:物自身不可知,上帝和我(靈魂)的存在都只能是預設。則性情亦然,不可能是我們的認知對象,那怎麼辦?

  我認為:這就須要採取另一進路,否則它永遠是假設,而非真實。西方哲學家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就是因為他們只採取理性進路:由懷疑始,以檢證終,這就永不能至。

  國學所強調的是感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繫辭上》)那是一念直感,直達對象自身,超越能知與所知的二分:無形跡可擬,無數字可循;不須媒介,不須概念,所以亦不須第三者的驗證。中國人以此生大信,起大心,至精至純,於是可以貫通內外、上下、表裡、人我。這不是知性的形上學,而是實踐的、悟性的、呈現境界的形上學。熊十力說:「良知是呈現」,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本體」不須詮釋,只要體證。但是,我們如何方能進入這一境界呢?摒棄了知性的進路,在學習上就要有很好的引導和啟發。大家都知道: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但這個「材」,不只是材質、氣質,還有生命的特殊結構、具體障礙在內。我用的方法,則是「接」、「轉」、「開」:強調先入學者之心,「接」其所困,知其所局,然後「轉」之,使其打開自己,突破障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對應,並非只有理性認知一途。有此領悟,便可以開出新方法,不須作繭自縛。例如:我生為中國人,當愛中國。一念直入,即見莊嚴;己知己證,因此亦無疑問。我認為,唯有如此,纔能立人生之大本。

  在哲學上,這是證入本體的方法,不須通過第三者。如《維摩經》之「入不二法門」,若假西方式思維,是不能解決的,唯有感通與逆覺,纔能親覲。中國禪宗之「見性」,便是如此。從理性角度,也許有點神秘,但這應該理解為理性之局限,而非理性的萬能,這纔能開出直接體驗之門。

  由此可知,研究國學,深入國學,明白國學的特殊性,便知道它不只是內容問題,不要只把它作為一套知識體系,用西方的教育方法來學習,而是明白它有不同的取徑、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精神面貌、不同的人生理想。當你經歷過求財、求名、求權力、求知識、求地位的人生,到了盡頭,也許纔明白國學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生命成長的必然,這時你纔明白它的價值吧。

設立國學院急不容緩

  現在,全世界都陷入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中國向西方取經,亦陷入同一危機,這些危機,講到底,是文化危機。譬如,資本主義與民主政制,最先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勞動所得,向王室爭取分享權力,進而革命,顛倒政制,其理由就是「公平」、「正義」,但出發點就不離自私。為了把自私合理化,更提出「人權」這個虛假的概念來掩蓋,以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今,藉口推行民主制度不但干涉別國內政,自己內部也引發不同黨派、不同勢力的爭奪,而陷於內爭、內耗之中,內亂不遠。資本主義過分發展,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大企業壟斷資源,壟斷市場,財富高度集中,成1%與99%之比,分配極不公平。人民忍無可忍,一定爆炸。

  為甚麼會有資本主義?為甚麼會有自由、民主?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制度?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信仰?其實都是文化問題,從不同的文化開出。要解決矛盾,化解衝突,我認為只有從文化下手。看誰的文化能帶給人類以希望、以安全,誰就會得到認同、得到擁護;看誰的文化能化解、消弭當前的腐惡、爭鬥,誰就會贏得全世界的尊重和嚮往。我堅信國學有此能力,因為它提供的,不是歷史主義的藍圖,而是創造一切理想文化的活水源頭。

  辦一個國學院,培養人材吧。豎起法幢,發出訊息,有抱負、有理想、有性情的人自然來歸!中國文化不死,世界文化也可以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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