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甚麼要辦國學院?(上)


霍韜晦

(原刊《法燈》433期,2018715日)  
  
  三十年來,我唯一的心願就是想辦一所上接傳統、下開來學、回應西方,顯示中國文化生命力的國學院,弘揚國學。

  為甚麼?

  首先我不以為國學是國故,如胡適等人所主張:它已死了,除可供作歷史研究的史料外,別無價值。其次我亦不認為國學即是外國人眼中的漢學(Sinology);他們是從第三者立場,對中國學問進行宰割、肢解、比較、測度,以學術研究名義掩蓋其內心的優越感。表面上是一種客觀認知的態度,通過證據來說話,實質上居高臨下,大談其科學的研究方法,似乎不如此便不能了解真相,其中並無尊重與愛惜之情,亦不會深入古人之心。此即與中國人自覺地同情、尊重、愛護、了解、體認、繼承、推進、發揚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態度不同。

  研究知識也許可以沒有立場,但中國人自覺地守護自己的文化便不能沒有立場。這純然是自然的、自覺的,所以不會帶任何條件。他只是出於自身是中國人,活在數千年的薪火相傳中。如果沒有前賢的貢獻,我們根本不能活到今日。這已經不是生物學上的保種,而是民族靈魂的塑造。顧炎武說:國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民族可以受委屈,但文化不能死,否則我們永無翻身之日,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若不長進,不能回應時代的挑戰,不能越過歷史之坎,實在有愧生於天地之間。

  這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民族本位,抗拒改變;亦非復古,認為新不如舊。激情淹沒理性,就很容易偏頗;尤其是今日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威迫下,我們很容易因自卑而提倡國學來抗衡之,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即以「國學」來抗衡漢學、西學,但由於有強烈的本位主義和排他性,終於釀成災難,「大和魂」變成軍國主義,四處侵略。又如今日經濟,全球已逐漸結為一體,但由於規則仍由大國主導,壟斷資源,引起弱勢國家紛紛反抗。最典型的就是原教旨主義者藉其宗教理念來反抗,在全球製造不安。

  文化衝突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歷史因素、宗教因素、生活習慣因素,但更多的是對自己文化的認識與認同。一個人的成長總有他的精神和個性,何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我們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就很容易被別人同化;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守護甚麼,要繼承甚麼,活著就毫無意義;如果我們不能培育出有承擔力的下一代,我們就是罪人。所以,只有延續我們的文化、建設優秀的文化,提升國民的整體素養,得到別人的敬重,纔是競爭之道。

  這就需要國學。

國學是立國之學

  我一直主張:國學是立國之學。國能立,正如人能在社會中得到別人的尊重和信任一樣,怎可能沒有品格?沒有禮貌?沒有規矩?沒有內涵?沒有底線?所以做人不能胡來,不能顛倒。孔子「三十而立」,甚麼意思?就是「立於禮」,知道「禮之用,和為貴」,可見人是活在與人的關係中。人能立,別人纔能認識你、相信你、支持你。大家可以相濡以沫,相守以死,這就有賴你的人格的挺立,對人有情,仁義均從內發。這一種精神,足以感染、凝聚同人,於是國立。孔子充分明白此中關鍵,所以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重振周文,這也就是當時的國學,撥亂反正,由此而成己、成人、成家、成社、成族。同一道理,國非天下,一國之外,尚有他國,則國與國之間如何相處?如何相交?如何相守?如何相敬?亦必有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以故必先修煉自己、充實自己,以見自己之強。「強」不一定是武力、實力、資源、財富、土地,更多的是立國有道。如《中庸》所說的「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無論何時,均為國人之所守。

  這是甚麼?說穿了就是國人賴以成長、賴以自尊的文化,源遠流長,代代增輝,早已匯成一股無形的力量,散而存在於每一個的生命中,合則成為國家及民族的精神底蘊,可稱之為國魂。雖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但臨危即見氣節。中華民族不可侮,以此;國家終不亡,亦以此。

文化發展的終極與國學的價值

  以地球之大,人類歷史之長,在過去彼此缺乏交往的條件下,文化只好各自發展,各自建立自己之所強。這是生存使然,也是與異己文化作鬥爭使然,不得不如此。直到今日,餘下的數強還要相爭嗎?正如洛城花已看盡,東風再好亦無力。例如講理性的,其力量已無遠弗屆。今天西方文化的種種成就,哪一個不是出於理性的創造?科學、科技、產品、互聯網,乃至政治制度、經濟投資、企業管理、學校教育、社會福利……都由理性安排。偏偏,理性如此強大,卻解決不了人的墮落問題、社會的腐爛問題。物質雖豐,下一代卻無比虛無,吸毒、濫交、爭鬥、享樂,學校也充滿暴力、欺凌,孩子在孤獨中長大,人永遠面對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和自身的危機;更嚴重的,是沒有解決方案,所謂民主與自由,只有縱容人的自我,只有讓人變得更自私、更錯亂、更瘋狂。人人關注自己利益,國家更容易分裂。再如講信仰的,把終極歸向上帝,卻不知道上帝的觀念原從人的需要、人的內心生起。忘記此本源,各成宗、成統之教就會互相排斥,不能同時活在同一天空下。這很可悲,從求善、求超升、求理想之心轉出惡念,大家都要獨霸世界。結果誰是贏家?只有一起毀滅。難怪社會上常有「末世論」流行。

  東方的思想雖較溫和,不喜爭鬥,強調慈悲與性情,但在長期的運轉中也難免受到現實人性的磨損,高明的境界不能實現於人間,反而陷入歷史的困境,在兩極中掙扎,左右為難,是非不斷,讓人氣餒。沉痾不去,東方社會自然抵抗不了來自西方文化的進襲,結果被西方理性所改造,差一點面目全非。

  我曾在〈中國國學與世界各大文化的分立〉 一文(見本刊407期,2016年5月)中,論述了各大文化的源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學的位置,以及它所發現的生命之奧。性情,正是一切文化創造之源,也是化解彼此矛盾、仇怨的唯一藥方。這一發現,使它與其他文化便不在同一層次。有本有末,有先有後。若順流而下,自然愈去愈遠,走到盡頭,就轉不了身。如今,世界各大文化不是已走到盡頭了嗎?理性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一神信仰、民主制度、獨裁制度、多元文化……都滋生出無數問題。單靠自身資源,已陷入窮途。《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但它們還能「變」嗎?大勢如此,上下滔滔,恐怕無法回頭。除非它們受到中國文化的啟發,逆反至文化之生起處,纔能豁然開朗,放下一切所成之見、所立之教的爭執;明白不同文化之初衷與自己無異,於是可以坦然相處,產生互信、互動、互助、互成。《易經》之感通、窮變,至此纔有可能,文化的發展亦再有生機。

  問題是:這種可以創生一切文化、會通一切文化、包容一切文化的性情,也會在現實人性的侵蝕下破損和異化。講仁義禮智、講良知良能、講誠意正心,一旦穿起道德外衣,進佔道德高地,也會變為束縛人心的工具,甚至是「吃人的舊禮教」,而為中國近代留洋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所攻擊。至文化大革命時,更全盤清算,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人心固然困惑,社會也動蕩。一百多年了,中國至今未能平心靜氣地對待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學習國學的環境。根不培、土不固,我為已綿延了數千年的立國之學的前景憂。

  誰能明白國學的價值,和它對現代文化的衝突、矛盾、甚至相害的危機,是有化解和平息的作用的呢?人類能生存下來,必須學懂以誠相處,以心相通。這正是性情之事,而非理性之事。

國學如此重要,那當如何重興?

  經歷了歷史的磨損、西方的挑戰,今天的國學已氣若游絲,禮崩樂壞較之孔子當年嚴重得多。對之曲解、誤解、錯解、臆解者比比皆是。加上斷層已久,屢受政治批判,又被西方傳來的功利主義、自由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腐蝕。社會已變,人情已異,縱有學者,亦無傳經之伏生(經師),更無可以仰止之高山(人師);師道無存,則國學寄身何處?難道就是國家圖書館中所保存的文獻和資料嗎?

  四庫全書、經史子集、佛道大藏、古今圖書集成,還有地下文物……這些,誠然都是「國學」,但亦正如胡適所說,都是史料而已,只有被研究的價值,並無生命於其間,知與不知,分別不大。以此何能立國?我認為:讀書必須培養出有風範、有品格、知進退、知行止的人物,這樣纔能立國。所以國學不能等同於歷史文獻或經典文字,而是生命的實踐和教化,最終可以讓人的精神境界,包括人的道德和品格,得到提升和完成。

  這就需要教。無「教」,如何能使學者得之?而「教」,即須有教者(師);教者之外,更有教材(經典、文字)和教法。今天教者不易得,教材雖在,但亦急需整理及詮釋。清儒教人讀書識字、考鏡源流,只作了第一層功夫,尚未深入其義,更未脫胎換骨。學者在故紙中爬梳,如壺中窺月,不識大體,或作今古文之爭,或夷經為史。相輕有餘,建構不足,陳陳相因,致無力抗衡與自己異質之西學。至於教法,更是墨守成規,唯知讀誦考據,摘句尋章,以博聞強記為高,或吟詩作對以自娛。面臨時代巨變,束手無策,終至斷層。須知學國學不是學知識、學技巧,而是學立志、學成長、學繼承、學擔當,乃至學守道、學禦侮,這一點,相信沒有多少人知道。孔子為甚麼寫《春秋》?難道只是保存魯國的史料嗎?總之,培養不出存亡繼絕的人材,國學必死!清儒的考據,只是將之變為碎片而已!
(未完,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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