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26.427期,20181月1日)  

【編者按】二零一六年秋季,法住文化書院開設二年制「國學專修班」課程,由當代思想家、國學大師霍韜晦教授親自設計並主講。為正本清源,首開「國學正名」一科。本文即根據第一講課堂筆記整理而成,篇幅所限,特分兩期刊登。

五、概念的層位

  
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依我看,必須改變思路,把「國學」這個概念升上更高層次,脫離一般知識性的名實關係,剝除對象的特殊性,建立「國學」的普遍性。這也就是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所說的「縱觀」,而非停留於「橫觀」。蓋「橫觀」與客體接觸,不加抽象,便浩瀚無涯,成一萬物散殊的景象;所以,首先要加以類化,視「國學」為一類名,以統攝萬象。但如此仍有何者為「國學」、何者非「國學」的區分,以故必須再立標準;標準就是邊界。按邏輯實證論的說法,也就是概念的外延,凡知識皆有外延,無外延不成知識。但問題是:「國學」的邊界,並非從歸納得來,也不是每一具體事物的性質的抽象,而是中國人認識自己、反省自己,通過尚存文獻去閱讀、去發現、去了解過去中國人之所以如此表現的精神所在,由此產生大信而思以繼承、發揚的一種情志、文化、思想性活動。簡言之,「國學」不是純知識性的,雖然它涵藏無數知識,如上文所說,包括文獻、考古、經史子集、各種國粹藝術、風俗習慣,都是學術研究的對象。正如西方人所建立的「漢學」(Sinology),只強調證據、資料、知識,不涉及研究者的國族身份。但「國學」首先講的是學者的身份,他必須是中國人。即使不持中國護照,也要先在文化上、精神上認同,因為情從此出。他可以在政治上有歧見,但不妨礙他對中國文化的信受,把中國文化視作他精神上的家。如此之人始可以談「國學」,而不是談「漢學」。

  談「國學」與談「漢學」有甚麼不同?前者從自己的生命出發,亦即是從自己的性情出發;而後者只是談知識,不涉及感情、性情,甚至反對感情介入,認為情與理不相干。

  生命和性情為甚麼那麼重要?因為那是一種形而上的存在,不能分析,不像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人類學那樣,可以進行經驗觀察,提供種種假設。那是離開生命、離開性情作外在的探討,纔是不相干。對於生命與性情,只能感受之和體驗之。得之,是你的幸運;不得,則是你的障礙,無話可說。這是進入兩種不同存在的方法論問題。「國學」即屬於前者。

  不過,研究學問的人總會說,知識是客觀的,學問是獨立的,和感情沒有關係,和研究者的身份也沒有關係,為甚麼他們不能夠研究「國學」?

  從知識立場,當然可以;但從國學立場,便不可以。知識只問真假,但國學是中國人的生命依託,安中國人的心,貞定中國人的大信的學問。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其意義已超出一般的真假;以生命來見證,對踐行者來說,那就是絕對的真實。只有到達此境,纔明白甚麼叫認同。否則,「國學」衰落,與我何干?你甚至可以說,我只是個第三者,「國學」興亡,自有其歷史原因,和我沒有關係。

  你這樣想,就和「國學」脫離關係了。你忘記了「國學」是國家民族數千年賴以生存的學問,也是我們自己安身立命的學問。它是我們歷史的見證,也是我們繼承的最巨大的精神財富。我們要活下去,就要先接受它,然後開拓它、提煉它、繼承它,使它繼續發出光芒,克服環境的挑戰。守護民族文化,就是守護民族生命;開拓新思維,吸收新養料,以豐富我們自己,增強我們自己的信心,則是每一代人的使命,這樣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纔能永續於世。

  說了這麽多,我們纔能分清「國學」這個概念的層次,與「漢學」或與一般知識之學不同。「國學」是有負擔的,「漢學」則無。這種負擔是歷史文化的負擔,是無數人精神凝聚的負擔。它不能死,它死了,民族精神也就渙散了。

  一個概念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就不是概念的內容問題,而是這個概念所能產生的作用問題。所以要縱觀,要上觀,纔能發現「國學」的存在可以上達於本體層次。它不止存在於我們的認知心靈,成為理性活動的產物;它同時還上存於我們的民族心靈、道德心靈,成為精神活動的產物。在個人而言,是生命的成長;在國族而言,則是整體的安全和幸福的維護。所以,它居於更高的層位;或者說,它有更大的承擔。

六、國學的高度

  從概念的使用上說,「國學」有這樣的功能,顯然就不止於感通於外境,成立共相,以貫穿於前後生起之經驗,以成類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依類成化,通向生活,通向實踐,同時看到有一道德心靈與之俱運俱起;放下個體,放下私心,這樣纔能完成「國學」內在的神聖要求,而不是從中求取個人之名利。唐君毅先生指出:概念使用所造成的境界與心靈的層級有關,從萬物散殊、依類成化、功能序運、主觀境界、客觀境界,此中即有道,經行動實踐與形上世界之體會,最終歸之於儒家之天德流行,一切生命、一切存在均有其自在圓融之道之最高境界。能否升進,則端視學者、行者之心靈如何迴轉而定。由此我們省悟到:對「國學」的學習和態度,絕不能只視之為由知識心靈推動,或視之為知識理性在經驗世界之開展。它是綜合性的,從靜態的概念進入動態的變化,綜合了各種力量,包括動機、意欲、因果、目標、效用、神魔混雜,但最後還是回到道德的實踐與擔負,「國學」纔能修成正果。

  由此可見我們絕不能只以知識概念的角度來看「國學」,也不能只把「國學」的研究和闡釋放在知識範疇。

  不過,這會不會造成對「國學」研究的不純粹,越出了學術的層級?

  這取決於你對「國學」的定位。如果你把它只限定在知識範疇,或學術研究的範疇,即使考證嚴密,語語有據,如清代學者之所為,那也不過是把「國學」碎片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梁啟超譽之爲「科學研究法」(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有失體統。蓋這樣肢解的結果,「國學」的精神就死了,更不要說發揮「國學」的全體大用。清代沒有思想家,原因在此。它也曾把他們的研究稱為「實學」,其實是把他們的研究精神下降,下降到實物、器皿、語言、文字、符號,考據多精也沒有用。精神不振,氣象全無。清末學者陳蘭甫(1810-1882)已痛切言之:「今日只講考據、訓詁,而不求義理,遂至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又云:「世道衰亂如此,講經者不得辭其責矣。」(此數語,其生前刊書未錄,今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轉引

  由此可見,治「國學」與治知識之學(包括「漢學」)不同。它的不同,首先是概念使用的層位不同,然後是治學者的心靈與所到達的精神境界不同。諸葛亮過江東,罵座上儒生只識舞文弄墨、尋章摘句,何能興邦定國?這雖是小說家言,但的確展示了讀書人的胸襟。誰是腐儒?誰是鴻儒?一眼便知。王國維(1877-1927)言: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我曾將之解釋為:第一境是慨然立志境,當世途蜩螗、西風凜冽,正是英雄出山之時;第二境是堅持貫徹境,這是對初心的守護,對理想的堅持,即使殉道,也不可放棄;第三境是回歸平凡境,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成功,而是成功之後,把成功忘掉,與繁華徹底告別。(見余著《生老病死》一書

  試想:是甚麼樣的學問,甚麼樣的文化,可以把人陶冶成這樣?那就是國學。讀中國書能讀出這樣的人品,風骨稜稜,與山河齊壽,與日月同光,留於歷史,刻在人心,其高度的確非其他學問所能比擬。

  所謂層位,非社會結構性的層級,如古人之爵位,亦非今日之行政職位的高低,而是人自己心靈升進的層級,精神向上一層又一層的創造。讀中國書有這樣的高度,為國學者豈可不知?豈能不寶?

七、歷史的見證:從漢易天人相應的思路到王弼的攝用歸體


  其實,國學有這樣的高度,也就是說,治學者的心靈應居於更高的層位,纔能提升學者眼界,開出新領域。這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例如漢代易學,一直沿著漢初董仲舒所規劃的宇宙圖式,推天道以用於人事,以趨吉避凶。此中最受注意的,當然是政治。易學家希望建立理想的王道,於是以陰陽災異說《易》,認為一年的自然現象隨氣候變化,彼此應該相配。一年有二十四節氣,《易經》之四正卦:震、離、兌、坎分主四方四時,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即分別與二十四節氣相配,合則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政治人事,亦必須順之然後災害不生。這就是卦氣說,經孟喜、京房的推波助瀾,流行於兩漢。表面看,這是一套曆法,也是一套占卜的方法,即根據卦爻變化來推測氣運是否正常;實質上是一套政治哲學,用氣候的正常與否來警示當局,即以學術之名干政。當預測準確時很容易得到帝王信任,失靈時便會受人攻擊。找尋藉口往往牽強附會,令人失笑輕視。但在當時還沒有更好的思路時,大家只有在裡面鑽研、尋求突破。

  京房(前77-37)對孟喜的卦氣說加以補充,研究如何把天道和人事一一對應。每日的風雨寒溫理論上都可以拿來占卜,以明吉凶。他為了把卦氣擴充為一個完備的宇宙圖式,六十四卦中每一爻都有作用。陰陽運轉、有無相生,人事、吉凶隨之而至。這個圖式,就是所謂「八宮卦」。

  八宮卦最大的創造,就是以《易經》之八個基本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各主一宮。除本卦外,其餘七卦由初爻變起,名為一世、二世……至五世,再退返第四爻,稱為「遊魂」,再全變內卦之三爻,稱為「歸魂」。經如此安排後,新的六十四卦的排列比孟喜的十二消息卦是精密多了。(見附圖

  但京房仍有漏洞,因為六十四卦的總爻數有三百八十四,每日一爻仍有餘數,結果又大費周章去想辦法調整。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京房的目的是要擴大《易經》以象、數架構的宇宙圖式,把氣候節氣、陰陽五行、人事天道、日月星辰,都納入其中。其背後的理念,和孟喜一樣,相信整個宇宙的運行,萬物的盛衰,和人事的變化都是息息相關的,都是有秩序的,受象數支配的。因此可以彼此相應、一一相配。為了相配,京房作了許多精心設計,也作了許多比附,但目的還是在人間,即助聖王推行王道,明教化、正人倫,建立理想政治。但自信過甚,結果反而得罪權貴,被誣告「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而被殺害,僅四十一歲。

  京房的易學,關鍵在相信根據卦氣便能對人事吉凶進行預測,如果此前提成立,京房也不會招來殺身之禍;如果不成立,則京房精心編撰一套圖式有甚麽效用呢?王夫之批評他「妖妄」,他的預測其實是依所發生的事來作出解釋,謂合於象數,其實是欺人,不是真正的預測,沽名釣譽而已。(見《讀通鑒論》卷四

  京房以後,漢代的易學還有谷永、郎顗、鄭玄、荀爽、虞翻等人,但大都沿著京房的卦氣說來推進,仍然以象數解《易》,甚至加入讖緯,使《易經》的解釋變得非常繁瑣而且牽強。

  由漢末到魏晉,時代醞釀著巨變。一方面是政治的腐敗,掌權者全為不學無術的宦官與外戚,讀書人群起抗爭,反而釀成慘痛的「黨錮之禍」,無數人才冤死;另一方面是經學陳陳相因,與讖緯結合走向迷信。讀書人的思想沒有出路,抗爭失敗,何處寄身?唯有回歸自己、提升自己、展現自己,甚至放縱自己來贏得清賞。名士、狂生,紛紛出現,衝擊禮教,嘲弄經學,以玄言為高,與漢末的經生完全不同。語及對人的欣賞,亦由儒家的憂國憂民轉為對超凡脫俗、自在風流、不拘一格而顯個性的人物,亦即由道德的轉為美學的,隨眾的轉為叛逆的,不作實事,唯談名理。王弼(226-249)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

  王弼的最大貢獻就是解《易》不談象數,與漢代之主流易學完全相反。他提出「得意可以忘象」。為甚麼?因為《易經》的每一卦,雖先成象,但目的在象所指向之意,也就是主旨。每一卦都有它的主旨,王弼稱為「體」。「體」纔重要,「象」不重要;「象」只是符號、工具、途徑,所以「得意在忘象」。他說: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一失其原,巧愈彌甚。
——《周易略例》〈明象〉

  漢人由於沿襲〈說卦傳〉,只知八卦所象徵的事物,於是列舉很多同類事物,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弼於是加以指出,必先明「一卦之體」,纔有根據。他解釋《易傳》中的〈彖傳〉說: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而不惑。
——《周易略例》〈明彖〉

  這就是把《易》的概念向上提。《易》的每一卦,都展示變化,但變化不能無主,誰是主纔重要。有主纔能統率變化,所以六爻之中必有一爻為主。擴而廣之,天下誰為主?萬象流動,波瀾起伏,亦應有主。這就更上一層,見宇宙之本體。王弼在《周易略例》未明言此義,但在《老子注》中,則服膺「以無為本」。從思路上看,兩者頗有一致之處。所不同者,《老子注》是從上面(本體)說下來;《周易略例》則是從下面(現象)說上去,即是一種「攝用歸體」的思考方式,這對以後易學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啓示。

八、國學是立國之學:立國為先、立人為要、立本為根


  從王弼的例子,說明同一個概念,有不同用法,可以橫觀,可以縱觀,可以上觀,可以下觀,可以順觀其生起之序,亦可以逆觀以探其原。概念本身不重要,如何用之纔重要。這一方面是理解問題,但更主要還是用甚麼態度、用甚麼心靈去理解的問題。理解有深度、廣度與高度,不全是理性所能達致。譬如本體存在、超越經驗,原則上即不可知。但中西哲學、形上學,最後都是指向這個層次,所以必有真實的理由。世人只訴諸經驗,便會錯過。

  「國學」亦然。我們對國學的了解,不能只列舉一大堆知識、文獻、材料、記錄,而應上探其旨,方知「國學」是立國之學、立人之學與立本之學,註它有使命,它有擔負,它有宗旨,它有期待。我們不能只以一般的概念視之。關於此義,我們且待次文。本文論「國學何所指?」想讀者已明。有關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之運命,不覺辭費。讀者其諒之。
 

註︰

參見余著《國學與教育》之〈立國之學、立人之學與立本之學〉(香港法住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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