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24.425期,201711月1日)  

【編者按】二零一六年秋季,法住文化書院開設二年制「國學專修班」課程,由當代思想家、國學大師霍韜晦教授親自設計並主講。為正本清源,首開「國學正名」一科。本文即根據第一講課堂筆記整理而成,篇幅所限,特分兩期刊登。

  為甚麼要替「國學」正名?因為國人對這個概念瞭解不一,使用起來,各有所指,不免混亂。荀子所謂「以名亂實」,結果導致「國學」一名面目模糊,甚至有人不屑使用。

  何以如此極端?那就有必要檢討。楷定它的涵義,否則面對一個指稱自己文化的概念也弄不清楚,豈不可笑?孔子說:「必也正名乎!」今天的講座,就是想解決這一問題。

  首先從「國學」這個概念的產生背景說起。

一、國學是為了對應西學而提出來的嗎?

  「國學」似乎不能單獨使用,如果沒有西學對照,而且是個非常強大的敵體的話,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談甚麼是國學。

  鴉片戰爭之後,國門被打開。國人的世界觀不同了,開始見識到西方人的厲害,船堅砲利,無法抵抗。自以為站在世界巔峰的「天朝」觀念崩潰。嗣後多次對外戰爭,均告失敗,割地賠款,很無奈。但士大夫仍不肯承認我們的文化不如人,數千年形成的文化優越感不可破。但現實是如此,怎麼辦?欲强大,只有效法西方。洋務運動的重要推手張之洞(1837-1909)坦承:「欲强中國,不可不講西學。」但他立即又說:「講西學,必先通中學;通中學為知本。」(〈勸學篇〉)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樣提出來的。用體、用範疇來給「西學」定位,它再好,也只是工具,不是根本。這就給「中學」留下了更高的位置,以挽回我們的自尊。

  由此可見,「國學」的提出,的確是為了對應西學而提出來的。雖然當時還未出「國學」這個名詞,大家談的是舊學、經學、中學,但在與西學對應、對比、對待的脈絡下,其用法是一樣的。難怪馬一浮(1883-1967)說:這個概念是「依他起」了。

二、國學是受日本民族主義思潮啟發,反饋給我們的嗎?


  甲午戰敗,國人不勝悲憤,數十年的洋務毀諸一旦,但由此亦領悟:向西方學步,工具背後有更深層的東西。那是甚麼?首先想到的是政府體制,滿清這個體制的腐敗,積習難返,必須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纔能迅速圖強。於是主張變法,由康有為(1858-1927)、梁啓超(1873-1929)主其事,百日之內,全面改革。可惜書生做事,不通世務,主觀空想,要求一步登天。改良派根本沒有掌握到實際權力,保守派一反撲,維新運動便立即瓦解。立憲不成,反遭殺害,康、梁二人逃亡海外,改良派再受挫折。

  這時候,大家纔明白:不能再寄望於滿清政府能夠自我改良。痛定思痛,唯有將之打倒!這就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逐步取得全國呼應的原因。

  整個過程,是從畏懼西方、欽羨西方、學習西方、利用西方到模仿西方,處處以西方為師,整個民族的心理都被改換,原來的自大徹底喪失。

  這個時候,國學還能幫忙嗎?

  可以。它本來就與整個時代共始終。它內在於所有人的血液裡。只是,它有時以經學身份出現,有時以史學身份出現,有時以文學身份出現,有時以子學身份出現,就看取用者是誰。

  例如,康有為的變法立憲,是以今文經學家的身份出現的。他利用今文經學中的公羊學,講更化改制,講一王大法,講歷史進化,頭頭是道。但這一套東西,失之虛妄,陷入空想,所以不為講客觀根據、有史學和考據學根底的人所喜。章太炎就最不喜歡他。

  不過,由於歷史原因,由晚清起,許多志士都到過日本,如黃遵憲、鄧實、黃節、梁啓超、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都在日本交流、醞釀;日本華僑、留學生亦多,有群眾支持。時間一久,便不可能不受日本的文化思潮影響。由於彼此的歷史命運相近,中日兩國都是受西方文化侵襲的,不過日本的受害較淺,很快就看出要調整國策。幕府把大政奉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過程不像中國那樣的步履艱難,於是成為中國改良派、革命派學習的榜樣。

  日本人的改革為甚麼比較容易?因為它立國的精神沒有改變。一千年前,日本大量學習和輸入中國文化。遣隋使、遣唐使、文化人、學問僧往返不絕,留學亦是。但也引起日本有識之士的警惕,深恐日本人的思想被中國文化填滿,日本人的精神亦被改造,則日本人還生存否?明知自己文化落後,但又害怕失去自我,怎麼辦?結果一個叫菅原道真(844-903)的官員,提出「和魂漢才」的框架,把中國文化規範在工具層次,而日本自有它永恆的、絕不改變的「魂」。這個魂,就是後來不斷被加強宣揚的「大和魂」。通過一些傳說中的古代文獻,如《古事記》、《日本書紀》、《神皇正統記》,說日本人是日照大神的後代,當然比其他民族優越。這一套東西傳下來就是「國學」,唯日本人獨有。

  正因為把外來的文化,不管多優秀,一律視為工具,正如衣服一樣,要更換也就容易得多了。

  這也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為甚麼很快就取得成果的原因。心態不同,日本的改革是擇優者取,沒有感情負擔,主權在我;中國則是先把自己踐踏一番,連靈魂也要更換,所以痛苦之極。但在晚清時候,中國和日本的命運相似,都是面臨西方文化的衝擊,都是要守住自己的靈魂,所以都要講國學。雖然大家所講的「國學」內容不同,但精神無二致。中國志士、留學生很快就把日本人這個概念接收過來,裝上自己的內容,來支持變法和革命。通過他們的反覆使用,「國學」在中國流行起來,「五四」前後,到處皆聞講「國學」之聲。如果說,這個概念始於日本,中國知識分子採用,揆諸歷史,是有根據的;但若從這個概念的內容上說,中國本來先有「舊學」、「經學」、「中學」等名稱,所指也一樣,這就不能說是受日本影響了。日本的國學是虛構的,但中國則自有它的傳承,數千年的文獻具在,並非向壁空想而來。不過在當時民族主義的思潮下,反對異族統治,敵我界限明顯,使用「國學」一名當然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言簡意賅。

三、國學是國故嗎?


  上文說:康有為以今文經學代表國學,這讓講古文經學的人很不服氣。古文經學重視歷史根據,重視對文獻的解讀方法,音義究明,認為非如此不足以了解國學,並認為這些纔是國學的精粹,所以又名「國粹」(按:「國粹」一名亦從日本輸入);「國粹」不失,纔能培育出愛國、愛種之心,有利於進行革命,驅除韃虜。章太炎(1869-1936)就是這一種人。

  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抽空歷史,以公羊學來講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虛構出孔子的「一王大法」,重口說傳承而不重歷史文獻。古文經學則以歷史文獻為據,文本出自孔壁所藏或民間所獻。其中《周禮》一書更在孔子六藝之前,劉歆說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跡」,即曾經在周初實施過的聖王之法。而據史實以釋《春秋》者,又另有《左傳》。於是公羊家之「微言」破,六經都不是「經」,而是古代歷史的反映。「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章著〈經的大意〉,1910年)所以中國人要學國學,必須向歷史中尋。

  章太炎把國學內容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說辭〉,1906年),即小學與史學,後來更增加文學與子學,但所反映的其實也是史。史,即全部都是古人留下了的東西。所以也就是「國故」(章氏即有《國故論衡》一書),即使是哲學,也可以放在歷史源流的框架中來了解。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章氏的說法不無道理。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也是「即哲學史而言哲學」的,但不是處處以史為斷,而是看到思想家的義理可以超越其時代而古今相通,吾人必須以虛懷讀之,方能契入。這就與章氏的說法不同。
總之,把國學理解為「國故」,很容易困在歷史資料中走不出來。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清代學者已經花了三百年的功夫,結果得到甚麼?還不是碎片!章太炎學問雖博,但治學不脫乾嘉之風,識其小而不識其大。他提倡國學,結果變成「國故」。格局不是大了,而是小了。

  隨著章太炎的「國故」,走得更盡的,是胡適(1891-1962)。不過,他的觀點與章太炎絕異。同是史學家,章的基本態度是尊古,胡的態度是疑古。尊古是為了建立民族自尊,先攻滿清,後攻西學,態度是保守的。因為「中國本是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1912年)胡適則不同,胡適活躍的年代比章太炎晚了一個世代。隨著向西方學步的深入與中國政局沉屙難起,大批留洋知識分子力主批判舊學,顛覆傳統,全盤西化。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顧頡剛都是急先鋒。其中不乏章氏弟子,但時移勢易,都變成反傳統的大將了。

  面對傳統文化,不是可敬,而是可疑,因此胡適提出:要用西方的學術標準來重新整理,過濾一番。所以,北京大學雖然成立了國學院(1922年),也創辦了《國學季刊》(1923年),但其真正的動機是提倡「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這新的原則是甚麼?就是依西方的學術分科:「文學的歸文學、哲學的歸哲學、史學的歸史學」,這樣國學就沒有立足的地方了,只能收在歷史下面,成為「國故學的縮寫」,他說:「中國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國學季刊叢刊宣言〉)至於研究國故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把「一切書籍,都是歷史的材料」,即不分經史子集,一律將之平視,重新整理。他認為這些所謂經典,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必須從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無端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

  這些話,你可以看出:誰更荒謬?誰更武斷?還未深入,便大言不慚。胡適之所以不為有學之士敬重,以此。

  整理國故的目的是要做「價值重估」,那拿甚麼作標準?就是依西方的學術研究標準,即所謂客觀的、科學的歷史研究法。用毛子水的話,就是如解剖屍體般,尋其病理(大意)。本來,若依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則客觀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的,乾嘉學者也是如此。但問題在態度,先把國學視為國故,然後把國故視為一堆死去的材料,再依今之標準予以評估,以符合現代價值。這不只是不公平,而且帶來極嚴重的後果:原來是想紹繼中國文化精神,以為民族立本的,至此反而走到與傳統决裂的反面立場上去了。這不止矯枉過正,而是根本不明白傳統文化為何物,也不知道自己要建立些甚麼。沒有目標,沒有宗旨,沒有精神取向,為誰而學?不知道。古人尚且講「通經致用」,今天的學者只擁抱一大堆資料,而且是支離破碎的資料。美其名為尋求知識,實質上是把自己圈在中國之外,最終只有陷入虛無。

四、國學是沒有邊界的嗎?

  依上文所述,「國學」一名似乎是由指稱中國的舊學、經學、史學、文學、子學,最後都變成史料學,可謂每况愈下。到最後,凡是在中國過去出現的東西都可以賅在裡面,都可以成為研究的對象。那麼,社會風俗呢?地方戲曲呢?地方菜式呢?書法呢?繪畫呢?建築呢?雕塑呢?中醫、中藥呢?陶瓷呢?茶葉呢?甚至筷子呢?毛筆呢?占卜呢?算命呢?……哪一件不是中國人所喜愛的東西?歷史的自然選擇,流傳下來到今日,算不算國粹?你不能把這些全看作史料,因為它們還活著,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許地山(1893-1941)所說:甚麼是國粹?「對於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底,才可以被稱為國粹。」(《國粹與國學》,1941年)但國粹仍不等於國學,因為沒有「學」,必須經過學者研究,提出一套解釋,纔能稱「學」。

  不過這樣推衍下去,國學也好,國粹也好,其內容都說之不盡。只要和中國有關,不管粹不粹,都可以研究,這樣國學的邊界就太寬了,變成西方人眼中的「漢學」(sinology)了。國學是這樣的嗎?

  站在學術研究立場,的確無所謂國不國。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固然如此,即使公認的民族史學家錢穆先生受時風影響,撰寫《國學概論》一書,也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弁言〉,1931年)從人類文化本來就是在不同元素的相互摩蕩中開展,每一時代都有一時代的特色和核心。龔定庵(1792-1841)說:「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箸議》六)除制度損益之外,文風、學理亦有改變。例如先秦百家競注、子學獨盛,漢立經學,魏晉轉為玄學,南北朝隋唐轉為佛學,兩宋提出理學,明代轉為心學,清代則特重考據訓詁之學。可見,思想不會止步,一定是前有所承,後有所開,都有時代的因素在裡面。錢先生的意思,國學是因西學的刺激而起的反應(參看上文第一節),於國史無據(按:西周有國學,蓋指國家設立之教育機構,涵義不同),所以不會長期使用。何況,「學術本無國界」,為甚麽要放一個「國」字在上面呢?這不是劃地自牢嗎?

  許地山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底。」因為「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例如西方的格物之學(科學、技術),我們就產生不出來。一切都是依當前社會的需要而生,哪有甚麼國界?言下之意,大談國學有何用?

  這就把問題逼到現實上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一切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有甚麼國不國。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乃至今日的全球化,就是跨國界、跨地域、跨行業、跨資金、跨技術,如果人人都故步自封,絕對不會有如此豐盛、頻密的物資交流。

  看來,國學只有退回舊學、經學、國故學那裡去,以古今為界。這亦即暗示:國學無法現代化,只有作為資源,給現代人擇優選用。

  但這樣,國學就死了,正如胡適、錢玄同、毛子水他們的宣判。

  誰能給予國學以新生命呢?思路至此而窮。

  我認為:不能純從內容上了解國學,這太豐富了。五千年的文獻、五千年的物產、五千年中國人的活動記錄、文化現象,包括已消逝的和還在活用的,怎能一一列舉?每一件、每一項都值得學者們研究,那就浩瀚無涯。正如瞎子摸象,永遠不得全象。縱使把所有的瞎子所摸的成果加起來,還是不能窮盡。通過這樣的思路替國學立邊界,一定很模糊。

  然而,你又不能沒有邊界,否則怎樣區分國與非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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