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23期,20179月5日)  

續上期
  由此可知,王道的理想性,使人的精神有所歸宿。《尚書》〈洪範〉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劉向解釋說:「言至公也。」在這種文化之下,忠孝便不能兩全。《詩經》〈小雅〉〈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為了王事,長年奔走在外,思家不得歸,念父母而不得養,很無奈,但仍然不敢廢公務。又例如〈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天子有命,自當應召。征途阻隔,邊境苦寒,並非不知,但為了王事,多艱難也要放下,可見其中是有一種超越精神,讓自己義無反顧。

  站在政府立場,便要努力經營、推行這種王道,以達成一個有文化、有規範、有秩序、有性情的社會。《禮記》〈樂記〉云: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現代人看來,可能有點形式主義,但孟子說:真正的王道,始於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解決,即「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社會便會有溫暖。可見這是民生問題、教育問題、教化問題、人生價值觀的提升問題,可謂千年之眼,說中核心。不過在推動上,必須由在上位者做起。如堯舜一樣,以身作則。所謂「仁者無敵」,「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丑〉)然後又說: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孫丑〉

  這就是王道。後來漢代的公羊傳、董仲舒亦不過是承此義以進。篇幅所限,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王道的特徵,我可以概括如下:

(一)

  王道沒有邊界,它不是一個國家觀念,而是天下觀念。《詩經》〈北山〉有兩句為後世傳誦的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兩句話從政治上說,似乎表達了一種王權至上的觀念,天子成為唯一的權威。現代人可能很反感。但孟子說,讀《詩》不可以文害辭,又不可以辭害志。此詩其下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人明顯有怨,所以近人多以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說之。但孟子說,讀《詩》必須「以意逆之」,即遊心體會,纔知道詩人是因為「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萬章〉),所以有怨。怨是人情,也是性情,因為關乎親親,豈能不動心?今因公務,「王事靡盬」而不能兼顧,便要有所抉擇,有所犧牲。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便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纔能明白。所以孟子其下進一步說孝順之義,以舜為例,亦忙於王事,不暇侍奉,但「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萬章〉)。所以王道是一種先公後私的文化,人必先放下自己纔能體會到這種精神境界,以天下為重。晚明亡國,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個意思。

(二)


  王道是政治的最高理想,它不涉及權力鬥爭。人人各安其職,各司其職,居上位者知人,居下位者知事。所謂知事,不只是對工作、對業務的熟悉,也要把它看作王事的一部分。牽一髮則動全身,所以必須全力以赴,自正其身,做好分內工作,盡本分即是「盡王事」。個體生命價值的完成必須通過整體纔能彰顯,不忮求、不外騖、不攀比,人人腳踏實地,向上負責,也就是向整體負責。居上位者代表整體,亦代表核心,人人向他負責,放下自我,就會產生強大的凝聚力。

(三)


  王道的實現有賴王者之德。它之所以不產生後代政治的權力之爭,乃至種種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所說的醜惡,是因為王者之位不是從鬥爭產生的,而是從人民的心悅誠服來的。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荀子說:「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王制〉)這也就是「以德行仁者王」之意。歷代仁君,都希望能夠實現德治,以達到政治的最高理想。可惜修養不足,無王者之風,功虧一簣。

(四)

  
王道以實現一個有文化、有秩序、有修養、有信義、有關懷的幸福社會為鵠的。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不只在貴族階層,即使平民百姓,亦有禮儀。孔子所謂「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孔子家語》〈問玉〉),又說「愛與敬」為「政之本」(《禮記》〈哀公問〉),以致鄉大夫彼此相處,亦有種種禮儀。尊賢養老,見於平日,深入人心,自然流露。所以孔子說:「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荀子引《詩經》之言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

  由此可見,王道與今日流行的政道是如何的不同。它代表一種理想主義、理想政治在人間中的實現。在王道之下,人人自律,不須以嚴苛的法例與刑罰管束;人人都有一種超越個體、融入整體的意識,先公後私,和而不同。由王者開始,至全體百姓,都有這種覺悟和修養。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所以,這是一個教化過程和全民思想提升的過程,必經歷這個過程,人纔能真正體會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試想:沒有他人,何有自己?沒有整體,何有個體?今日西方流行的極端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眼光都局限在自己那裡,就不可能了解。不把心靈打開,放下自我,最後只有讓自己進入封閉世界。

五、中國的商道

  
由此說到中國的商道。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的商道就有邊界了。它不能超越王道,它只能通過它自己來實現王道,同時實現它自己。雖然在個人的生存層面上,人是自私的、好利的,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似乎道盡人生的赤裸與無奈。追求財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情性」即生理本能,生理本能所發出的欲望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孟子也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但「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為甚麼?因為君子不能只服從於本能,君子有道德上和歷史文化上的使命,所以「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這就是說,君子所發現的「性」,不同於生理本能的「性」,它深藏於人的生命之中,讓你覺醒,讓你知道成長自己的道德人格更重要,更讓你行動起來,逆轉前面的「性」,創造出一個與前面的「性」完全不同的人生。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把「義」、「利」對立起來,分屬兩種不同的人生:你要做君子,還是做小人?非常清晰、非常銳利,千百年來,影響深遠。孟子就是據此而言生命有兩種不同的「性」︰現實的、自然的、本能的和反省的、逆向的、創造的。前者順欲望而出,後者則逆本能而起;前者所追求的是世俗價值:求利、求名、求權位、求擁有、求享受,後者則相反,求人格之超升、欲望之化解、道德之建立、理想之創造。兩個世界截然異趣,商業活動無疑屬於前者。在王道文化約制之下,商業活動能單獨發展嗎?

  初步說:不可以。王道文化至公,商業活動至私,如何可以單獨發展?尤有進者,後世儒者為了強調君子之學,一定要在源頭上釐清人生的方向。如陸象山當年在白鹿洞講學,就是據孔子這兩句話來發揮。他要學生們辨志:喻於義還是喻於利?不可含糊,不可苟且,說得非常懇切,義正辭嚴,聽到的人無不感動下淚。

  儒家這種重義輕利的態度一直影響中國讀書人,陶冶出無數風骨錚錚的君子,有點像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Stoicism)︰禁慾、堅忍、節儉、不動心,所不同者,斯多葛派強調理性,儒家則重視性情,但都是以追求絕對的美善為主。

  然而,正如上文所說,人活在現實中,又怎能沒有現實的生活呢?斯多葛派後來得到羅馬帝皇的賞識,出入宮廷,一面享受富貴,一面提倡禁慾,令人深感矛盾和可笑。二十世紀初,韋伯(Max Weber)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指出新教徒的節儉、勤勞、守信、寡慾的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新教徒相信:只有在工作上創出成果纔是一個好教徒,纔能對上帝的安排有所交代,於是把世俗價值與宗教信仰結合起來,無形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從商業角度看,新教徒的商業活動不是出於牟利的動機,反而是信仰的力量了。

  這顯然有點弔詭,像後期的斯多葛派,又要享受物質財富,但又否認它們的價值。新教徒既要世俗上的成功,又要在宗教教條上不失節,是很難的。他們如何經得起馬基雅維利的誘惑呢?時間證明: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變得完全唯利是圖,營商不擇手段,新教徒的倫理能產生甚麼防止作用?當日附和韋伯的人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反觀中國,遠自春秋時代起便有成功的商人,政府也沒有壓抑商人的活動。因為以中國之大,各地物產不同,自然需要流通。所謂「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記》〈貨殖列傳〉)都是生活所需,不可偏廢,不能說誰貴誰賤。至於哪一個領域容易獲得成功,則有待其人。所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每個行業都會產生人才,不過從快速致富的立場,則「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國家爭霸,在在需財,商業的貢獻比較大,便不能不重視商人。社會繁榮,更要貨物流通,供應充足。人的生存,物質生活是第一道防線。只要取之有道,有甚麼問題?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由此可見,孔子亦不排斥財富,不像斯多葛派那樣故意輕視物質。不過,若物欲太盛,忘記了君子的追求,人生便會顛倒。所以在這裡,義與利必須正位。商業活動本身無罪,而且肩負物質流通之責,分擔社會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這種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義」。問題在自己會不會產生一種貪念,見利忘義?所以必須有分寸,堅持原則,不可讓求利的活動居主位。其上必須有更高的價值理想限制之,這樣纔不會顛倒。

  這就是中國的商道:經商有道德原則,目的不在純求財富,而在成就家業、國運,或一種理想。從思想淵源上說,這也就是古代王道文化的體現。

  如孔子弟子子貢,天生有貨殖之才,對市場訊息很敏感,孔子說他「臆則屢中」。孔子死後,他在曹、魯各地經商,財源廣進,於是可以「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子貢的目的,是藉此宣揚孔子,卻不是為了囤積財富。

  其次,在進行商業活動時,也有法則,否則不能取得成功。戰國商人白圭,和子貢一樣,善觀市場變化,眼光長遠,不爭一日之利,「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於是利潤倍升。但他生活儉樸,和韋伯筆下的新教徒一樣,「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以集中資本,而且與童僕共甘苦,訓練出一支很好的營商隊伍,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白圭已知生意要做大,必須配合良好的管理、員工培訓,和深入員工骨髓的企業文化。

  由此可知,中國古代的商業並非不發達,春秋、戰國時代,大商人輩出,是有道理的。不過,在秦漢以後,由於主流文化,儒、法兩家的價值觀,商人的地位受到壓抑,逐漸不受重視,使中國固有的商道不能充分發展,最終受西方資本主義欺凌,這是很可惜的。

  不過,在這夾縫中,中國還是創出了一條營商之路,在義利之間,沒有各走極端,反而使之合一,回到孔子的財富觀:以義為主,以建立一種正當的、道德的、情理兼備的商業文化為主;以此待人、以此治家、以此課子、以此守業、以此傳承,綿延數百年,聲傳遐邇。

  這就是中國的儒商。自明代起,晉商、徽商、浙商、粵商,紛紛出現,各逞奇謀,長途跋涉,網絡遍及全國。所經營的最先以鹽業為主,逐漸擴散至糧食、棉布、絲綢、茶葉、煤炭、鐵器、木材、陶瓷、匯兌等品類,直到清末,洋商東來,挾政治之勢,中國儒商纔沒落。

  儒商的成功,證明儒道與商道不二,義利可以合一。(註1)王陽明說:「果能於此處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陽明全集》〈補錄〉)關鍵之處就是「心體無累」,良知作主,則雖在利祿中精神仍然不受污染,不會被利祿所牽。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支遁語),人在現實中仍然逍遙。

  商業意識不能高於道德意識,這一個道理,被近代資本主義所攻破,也可以說是被自私、醜陋的人性所攻破。人不能自律,商業活動無道,則何事不可為?文首我們所舉的醜陋現象和競爭手段,不過是犖犖大者。貪污腐敗遍世界,除了錢財,世上已無其他價值,連在大學任教的學者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如此;「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詠史〉),那還有何人主持公義?人類數千年辛辛苦苦創立的文化,將毀於自己手中。儘管我們有技術、有契約、有法律條文、有鏈接關係,若無誠意,若無信任,若無大公無私之心,國際間的共同價值便無法建立。總之,若無更高遠的理想與歷史情懷,人類危機不遠。

  在這個全球嚴峻的時刻,我們切不可再讓商業意識氾濫,應加以批判,加以定位,然後開出其他價值,如文學價值、藝術價值、道德價值、精神價值、生命成長之價值等。總之人不能只做商人,不做君子。重溫中國古代的王道,則普天之下,各族不同,各業不同,我們發現都是秉承同一理想。習近平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乃至古人所說的世界大同,纔有可能實現。

註1︰

參看拙文〈出世、入世如何不二?—晉商、儒商的精神世界〉,《古道場》一書收,香港︰法住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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