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18期,201741日)  

九、武帝立五經博士的歷史意義

  總而言之,朝廷再次尊儒,回歸三代以來的傳統是歷史發展之大勢。秦以苛政失天下,繼秦而起的當然要改變作法:吸收秦亡的教訓,解除人民桎梏,還人民自由,為士子提供上進之階;更重要的是,恢復百姓的美善性情,由此以厚風俗。這就不止是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和《易經》的「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了。蓋歷史發展的辯證形式必須注入內涵,內涵愈深,其力愈大。立五經博士讓人回到周文傳統,證明傳統文化(六藝)有其不可易的價值。承前啟後,這纔是「經」。

  我們若能如此看,也許纔能明白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的心意。所謂「經」者,常也,亦即《中庸》所說的「不可須臾離也」,唯有追源至中華民族之起點,三代之初,堯舜開國,天子示人以德,天下景從之氣象,方明白其中的可貴與久長。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21繼承三代,誰敢不然?漢武帝真心也好,假意也罷,古學是不能拒絕的,因為那代表傳統,代表中華民族一直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否則,何以取代秦政?

  不過,對於一般人而言,是不明白為甚麼只對五經給予政治加冕,開放一點,把百家言也立為博士不好嗎?只推尊儒家典籍(其實當時的理解是回歸傳統,即六藝之教),難免讓人感到是「獨尊儒術」,對其他學派不公平,有政治動機,同時影響惡劣,使中國學術此後不發達,只定於儒家一尊。中國文化二千年來停滯不前,罪即在董仲舒。

  這是近人受西方文化刺激,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諸董氏,是毫無道理的,徐復觀已給予反駁。(註22)許多人讀歷史,停留於表面,而未深入其內;不知氣運之轉、否極泰來,是需要有人深入其內,繼博學之後,慎思明辨,纔能醞釀出真知灼見,草擬出對應時代的方畧。有關此義,我們下文再詳。

十、董仲舒有孔子「集大成」之風

  孟子說:孔子是「集大成」者,不止行事進退有度,而且學兼前哲。董仲舒亦然;董仲舒苦學,「三年不窺園」,非常專注,正如孔子之「好古,敏以求之」。孔子善繼,學無常師。董仲舒初從公羊家治《春秋》,但亦同時吸收戰國時代興起的陰陽五行學說和《墨子》的「天志」、天能賞罰的觀念,還有道家、易學的宇宙觀,共冶一爐,因此也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者。不過這種對傳統學術文化作統類之研究,以求一普遍之道,也可以說是秦漢學者的特色,(註23)董仲舒不過是其中之佼佼者。

  除此之外,還有對應性問題。一個人的思想體系無論如何完備,如何高超,如果不能與時代相應,始終不能扭轉乾坤。這是個對應性問題、適切性問題。如何把傳統資源吸收、消化,以用於當世,纔是問題所在。大家都說通經致用,關鍵在用。

  「用」是大學問。許多學者埋首建構一套理論、一個體系,並非沒有見地,但不能對應時代、提供解決方案,便用不上。所謂向壁虛構,成為戲論。例如西漢晚期,揚雄著《太玄經》,提出「玄」纔是宇宙之秘窟,其展現形式依之進制:三、九、二十七、八十一進行,又以「九」為物極必反之道,周而復始,而至於無窮。其宇宙圖像可與《周易》媲美。但由於刻意安排,整齊過甚,陷入機械循環論而不自知;而且珠玉在前,扭轉時人視線不易,只能說「盡美矣,未盡善也」。後世才智之士更欲再造一經以與之爭勝(如司馬光),可謂無謂。

  誠然,莊子有「無用之用」,但層次不同,不可類比;西方亦有純學術之精神,任知性馳騁,中國則一向缺乏,至少在這個時候尚未發展出來。這是文化形態使然,也是歷史所塑造的價值觀不同。子夏說:「學而優則仕」,倒不是為了做官,而是學問有成、生命有長之後,自然要對國家、民族有所擔當。這是儒者的情懷,也是三代以來,「士」的人生方向。

  讀中國書,習傳統六藝,就會產生這樣的人才。

  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必先了解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心態和抱負,纔能明白中國歷史的波瀾壯闊,愈是亂世,愈會產生撥亂反正的人才。

  董仲舒生於漢初(前179-104),景帝時以治《春秋》而為博士。此時,如前所述,黃老思想是主流,但隨著經濟環境的改善,人民生活富足,便不能不考慮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四鄰賓服的國家,以實現五帝三王的理想。這一個雄心壯志,武帝十六歲登基時便表現出來了。他策問群臣、徵求賢良,看誰能夠提供實踐的方案。

十一、人類文化發展的公式

  這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歷史軌道:國家生存,首先解決的是經濟問題,亦即民生問題,然後是安全問題、國防問題,再繼之而起的是文化問題、社會發展問題。各種技藝、產品、學科、專業,愈來愈豐富,愈來愈精巧,美化人的生活、啟迪人的思考,帶領人走向美好世界。這一個進程,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生存→安全→文化(社會秩序的建立與人類文明的發展)

  當然,這樣的區分還比較粗糙,只是順著人的需求來看問題,以理性分析為主,還未包括一些更深隱的元素(例如性情),但已經可以看出人類文明發展的公式。不過,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卻是充滿反覆的。原因正是在於只注意人的現實需要一面,思考未周,文化發展未能及時清除負面的人性。

  正如近代中國,百多年來一直受兩個問題困擾:經濟落後,生存有危機;國力不振,受列強欺侮。新中國建立,初步找回民族自信,但又陷入長期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至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被掃地出門。政治干擾之下,經濟也停頓,中國變得一窮二白。幸而鄧小平及時力主改革開放,把人民從所謂儒法鬥爭的政治牢籠中釋放出來,全力發展經濟,短短三十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正是要重新體會自己的優秀文化,回歸傳統並建立新秩序的時候。

  歷史,有時是驚人地相似,但卻不是重複。太陽底下無新事,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反反覆覆,人還是要走回來。這不是誰的決定,而是大勢。不過往往在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纔會覺醒。

  用這樣的心情去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纔會明白董仲舒的巨大貢獻。把他的關注、批評、建議、分析,更向上提,便有一套弘大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配合。匠心獨運,恢弘無匹,影響中國二千年。

十二、獨尊儒學與焚書坑儒性質相同嗎?

  有人認為:董仲舒的建議,造成儒學的獨尊,這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基本上同質,都是借用政治力量來壓制各家,使思想定於一尊,人民失去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中國政治的黑暗和獨裁,應由他們負責。

  這是非常粗暴的思考,態度與獨裁者無異。董仲舒的建議,怎能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罪呢?從政治上考慮,秦始皇是消滅異見,只保留法家一家;甚至法家的思想,亦要功成身退,只保留管治上的操作性的條文,一切作法,「以吏為師」,不須要思考。這就不止於獨裁,而是文明的倒退。董仲舒不同,他的建議只是以儒為尊,其他各家思想、技藝,並未禁止流通、學習。從格局上看,這是一種主伴共成的格局,而非只有一家孤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其他文化有殺機,但董仲舒的建議則是有主有伴,多元共生,是一種整體性的、涵容性的思考。有層次、有標準、有方向、有節度,無遠不屆,氣象萬千,完全適合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至於其中何以以儒為主?則不是隨意選擇,而是事有必然。蓋諸家中,唯有儒家有此對歷史文化的承擔,繼往開來,又有恢宏、謙厚之待人之禮。聖人亦不傷人,只是啟迪正道。如此,社會纔正常,國家纔有希望。

  儒是正道,所以也是常道。秦法刑罰太重,也太狠,只能用於恐怖統治,不能用於建設幸福家園。秦既敗亡,此歷史教訓必須吸取,重建社會秩序,重興失落已久的以德治為中心的王道文化,重開太平,這正是漢家天子的雄圖。儘管當時經濟已改善,「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註24)社會還欠甚麼?就是文化,重建新秩序的文化。

  董仲舒的出現,在眾多對策的賢良之中,是脫穎而出;在歷史與時代的進程中,則是應運而生。

十三、改制必須更換秦政背後的理據

  自制度言,當時大體上還是漢承秦制,當然需要改造、更化。那不只是架構、操作上的問題,還有觀念上的問題。但如何改纔能適應新氣象?那就要徹底更換它背後的理據。

  秦政所奉行的,是法家的獨裁統治,以天子之意志為準,更無其他制約,到最後一定陷於對權力的爭奪,人民成為爭鬥的工具,思想狹窄,文化無從發展。董仲舒就不同了,董仲舒很有氣魄。他的做法就是在建構一個弘大的宇宙哲學,即天道論,來顯示新王的登基,也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是符應天命的,也是必然出現的局面。為甚麼?因為歷史的運行,「以三成之」:「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天地與人,三而成德。」(註25)放之歷史,就有黑、白、赤三統,相繼而興。

  三統說不知起於何時,不過《禮記.檀弓》已有「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之說。董仲舒採用之,又加上許多具體安排,如更稱號、定正朔、改物色、服制、與制、郊制、婚制、喪制、祭制、刑制等等,目的在證成「應天作新王之事」,所以為了配合三統的次第出現,「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註26

  但改制並非與前朝徹底切割,一刀兩斷,而是相連相接、前融入於後的關係。新王受命,並不一定要廢除前兩代的王統,而是封其後裔百里之地,讓其仍守其舊制,以示天下非一姓所獨有;舊王失德,天命纔有轉移。新王正宜於此有所警惕,改制正是一種表示。董仲舒說:

  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註27)

  易姓更王,所改的只是標誌、外貌、顏色、符號,和一些操作準則,其所奉持的道則不能改。改制不改道,可見在朝代替換、新王登基的背後,仍有一超越性的、不可抗拒的、主導性的力量在引領人間。從其規範性上說,可稱為「道」;從其主宰性上說,可稱為「天」。「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註28)這就是董仲舒的核心思想。在「天」的絕對主導之下,帝王受命,新王登基,政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得到最高的體現。為了向人民展示這種選擇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新王當然要有所表,否則何以應天?

  三統說來自公羊家,目的正是要配合這種應天改制的思維,向之提供更有力的根據。此外,董仲舒還採納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與三統分別構成宇宙天人的變化圖式,兩者表面看都是一種歷史循環論,但三統說更強調先後承接而不是轉移。有前,方能有後。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29)這就不是一種循環。文化的繼承與開新都必須以過去的成敗、優劣為參照之本。

十四、《春秋》之主旨

  順此,即必然再進一步產生對歷史未來的展望。孔子作《春秋》,對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481)之歷史人物之表現進行審判,包括「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為天下儀表」。(註30)所謂「微言大義」,目的即在回歸上古之王道精神,及建立一理想之政治以為歷史發展的終極。所以公羊家說,孔子是為漢立法。蓋孔子本應為新王,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缺乏符瑞,只能作素王,有德而無位,作聖而不作王。但「《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撥亂世反之正」,31其所立的宗旨更勝一代之王。司馬遷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註32)

  這一番話,就已經說到王道的內容和標準了。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註33)即天子之承擔天子之位,就是要實現這一理想。

十五、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對應策略

  從歷史的階段上看,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把由古代流傳下來的政治理想(德治、王道文化)放進當時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的做法,利用孔子的「正名」來完成。政治的統一架構自秦已建立,天子的權柄和地位已無以復加,封建制度已壞,但君權卻在上升,更超越體制,終於造成秦朝的覆亡。究其原因,在其統治手段的殘暴,違反人性,但它所造成的天子的絕對權威已經在歷史中被繼承下來。要他放棄權力,效法古代堯舜之禪讓,是不可能的。這樣下去,不難再出現第二個秦始皇,如何扭轉,是煞費思量的。這就是董仲舒的為難處。

  體制不可改,天子的繼承權不可動搖(宗法制度仍然有效),那麼唯一能做的是天子之修德,自知責任重大而善用權力,更知自己受命於天,當隨天以行事,即「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註34)這種天人關係,是董仲舒論理想政治的前提,所以在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董仲舒已提出「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為甚麼「可畏」?因為「天」有不可抗拒性,人主只能應之而興,否則敗亡。不過我們在這裡,亦可以看出人主同樣有責任:他必須勤政愛民,夙夜不懈以行善,使「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所謂「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註35)如此,天瑞自然而至,此即受命之符。若天子失德,又「廢德教而任刑罰」,災異便會產生,再不悔改,便亡國無日。所以「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失德之君是不可能得到天命護佑的。

  董仲舒在此乘機鞭撻秦政,說「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註36)因此必須更化。

  更化是比改制更深入的。改制只是改標誌、改操作方式,而未入於裡;更化則從內裡變更其性質、思想與價值方向。例如把秦朝的任刑改為任德不任刑,把秦朝的「以吏為師」改為在全國各地開學校、興教化,在京師設太學以養士,然後量材授官,治權開放;更重要的,是認識到「性非教化不成」,人是需要以制度、法規來節制的,這就不能不重視教育。不過,人的成長需要時間,積善積惡,都不是一日而顯,都是「漸以改之」,然後見效。「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註37

  這一套教化哲學,接近荀子,化性起偽,從社會層面說,是有道理的,但董仲舒又強調「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對策三),則人性便不能說是惡,只能說未善。「民」者,「瞑」也。「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期未覺,可謂有善質。」(註38)所以教化之道,即在開發其善質。依此。孔子設立《春秋》之教,纔有可能實現。否則,將重蹈荀子教出韓非子的覆轍。

  《春秋》,從其作用上說,無疑是「治人」的。(註39)但「治人」就要有標準,這就是「義」。「義」的底子是「仁」,這一點,孟子已表達得很清楚:「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註40)「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註4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仁義法〉一文,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註42)這很清楚,仁義就是愛人正己,很符合孔子立場,把孔子的「正名」深化為「正己」,由自己做起。「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註43)「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註44)董仲舒用這個觀點,回應了武帝的策問,指出欲實現儒家大一統的理想政治,還是要由天子開始,不可把責任委諸他人,或委諸天命。至於天子有無此能力?有無此覺識?在當時的體制下,就不能再問了。天子不正,無可奈何,唯一的辦法,董仲舒只能以災異警之。不過,這就開出另一條講神怪、牽強附會之路,抵消了他自己的正向思維。

十六、董仲舒與公羊學的關係

  董仲舒的這一個思路,迂迴曲折。從易姓更王,應天改制開始,到一反秦政,重建一以德治為核心的理想政治,上應於天,下化於民,關鍵還是在於天子之自覺,勤政愛民,其人品、形象為百姓所嚮往,這樣國家自然有其凝聚力。中間借用了公羊學的三統論、新王論、改制論、大一統論,甚至三世論。(註45)從思想史上看,公羊學正是為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作出思考的,其對《春秋》之詮釋往往逸出史事,而歸結到大一統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加以運用,其義理更為圓熟,但未必合史學與《春秋》文字之傳。後也引起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正是出於這兩種不同的態度。

  至於公羊學是否可靠?其傳承有無可疑?尤其是其間為迴避政治迫害,而作了大量的口說,公羊壽弟子胡毋生等方著於竹帛,如孔子作新王說、改制說、三世說等,均於史無文。故其真相如何?仍有待探討。尤其可疑的是,胡毋生的弟子公孫弘則不見有這些講法,可見董仲舒並非只取公羊一家。我們說董仲舒有孔子集大成之風,從其廣泛地使用各家資源,構成一巨大體系,從此扭轉法家居主導之地位。雖然漢宣帝自承「王霸雜用」,但已經不明言法術,只能轉入陰位,成為帝王統治之心法,終不能居陽位,此即董仲舒之功。西漢晚年大學問劉向便如此評價董仲舒: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註46)

  可謂推崇備至,但若如我們上文所說,則董仲舒之貢獻,不只在其才,更在於他的歷史眼光,孔子之下,再立規模。

(全文完)

 

註釋︰

21. 《孟子.萬章上》。
2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第六節。
2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二編第二章。
24. 《史記.平準書》。。
25. 《春秋繁露.官制制天》。
26. 《春秋繁露.官制制天》。
27. 《春秋繁露.楚莊王》。
28. 《漢書.董仲舒傳》。
29. 《論語.為政》。
30. 《史記.太史公自序》。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孟子。滕文公下》。
34. 《春秋繁露.玉杯》。
35. 據《韓詩外傳》,董仲舒亦云:「王者,民之所往」,《春秋繁露.滅國》。
36. 《漢書.董仲舒傳》。
37. 以上所論,見天人三策之第二策及第三策。《漢書.董仲舒傳》。
38.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39.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40. 《孟子.告子》。
41. 《孟子.盡心》。
42. 《春秋繁露.仁義法》。
43. 《春秋繁露.王道》。
44. 《漢書.董仲舒傳》。
45. 公羊家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共十四位君主分為三世,即孔子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然後再表達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以暗示歷史之進程,逐步邁向理想,其精神與《春秋》之鵠的一致,因此在性質上不屬於歷史循環論。
46. 《漢書.董仲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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