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17期,201731日)  

一、焚書坑儒與獨尊儒術都是為專制政權服務嗎?

  秦末漢初,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震撼性、顛覆性的大事。不只影響當朝政治,而且及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命運。其範圍之廣與時間之遠幾乎再無其他事件可以相比。

  這兩件事是有關係的。可以說,若無前者,即無後者;在性質上都是出於政治需要。因此有人認為:這是以政治干擾學術,使文化為專制政權服務。再推論下去,便是以政權的維持為第一等事,其他措施都要讓路,所以造成中國社會的封閉、落後、單一;人民缺少活力,沒有個性。

  這種批評相當表面,而且只在概念中轉,沒有深入歷史,也沒有看到前賢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的苦心與用心:當你面對一個歷史的困局,或時代的危機,並非高談闊論,或玩弄幾個名詞就可以解決。

二、焚書坑儒的法家手段

  首先,焚書坑儒是怎樣產生的?掌權者對國內有志參與、出謀劃策、貢獻自己的讀書人,當時成為「士」或「遊士」、「策士」、「術士」、「博士」的,竟然採取如此大規模的高壓、殘害的手段,為甚麼?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群臣歌頌秦始皇功業,但卻有一人名淳于越者,批評始皇不分封子弟,缺少輔弼,有事如何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不悅,下其議讓群臣討論。丞相李斯從法家立場認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不要說古代的政治不適用於今日,即使戰國時代「厚招遊學」,也不過是為了爭霸。現在「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無論農工、士子,都應依政府之法令而行。「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即是擾亂朝政。於是李斯上言,必須禁止古學、私學: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由此可見,焚書之事,初起於博士之議政,以古學、私學來爭秦政獨裁與專制,認為如此下去,政權將不能長久。但在李斯反對之下,不止不被接納,還招致凡宣揚不同觀點、記載不同裁決的史籍(各國史書)、文字,都要焚毀,手段非常殘忍。

  這是古代文化首次遭逢的大災難!兩千年來的古學和孔子以後的私學(子學),在法家的獨裁下,都一下子被砍掉了!

三、古學、官學的崩潰與民間私學的興起

  甚麼是古學?這可以說是三代以來的文化傳承。自具體文獻而言,即是以《詩》、《書》、《禮》、《樂》為代表的歷史文化。《詩》雖是歌曲,有民間的,有貴族的,其中保留著許多有關民族起源、先賢建國的傳說和經歷險阻的大事記錄,可稱為民族史詩,讀之令人神往而產生民族之認同感和自豪感,是培養國民凝聚力的最好材料。而《書》更是客觀的、自覺的歷史記載,由堯、舜開始,經歷虞、夏、商、周四代,把天子的言語、決策、誥令、任命,和進行重大的政事活動之前的誓詞,都如實地記錄下來。記錄者是史官,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註1),以史為尊,極有操守。有人稱之為「史官文化」(註2),其實是中國文化首先開發人有職守的概念,由此建立自尊。從文化形態上看,這也就是重德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天子有天子之德,史官有史官之德;推而廣之,人莫不有德。相傳堯、舜、禹得天下,即因其有德,而非靠武力。《書》稱《尚書》,說明中國自有歷史記載的時候起,便是以此精神建國,天子「克恭允讓」(註3),纔能使人民心悅誠服。但如今秦始皇以法家論治,根本不重德。有人批評,便索性連他們議論的背後根據,即各家道理、百家之言,也加以禁絕。

  其次,孔子之前,教育為國家壟斷,即只有官學,只教育貴族子弟;教學內容即以《周禮》所說的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主。及孔子之時,禮崩樂壞,傳統周文失去了統馭人心的力量。孔子欲撥亂反正,起而講學,重塑六藝,開民間講學及私人著述先河。孔子之後,民間講學成風,自由思想家蜂起;人人都想救世,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如荀子所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註4),然後以此來惑動人心,取合諸侯,自己亦可以因此而平步青雲,獲得富貴。這就是「百家言」,民間私學取代了官學。

四、戰國尊士之風與政治結構的改變

  從時代的需要上想,這時候各國諸侯為了爭霸,為了發展自己勢力,亦到處尋訪人才,如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即下令求賢,魏國人衛鞅(商鞅)即應召而至。說明傳統的貴族體制已經不足恃,急需有才幹的平民為支柱。為保政權,君主不能不向他們低首下心,所謂「禮賢下士」,已成時代共識。各國養士、尊士,就是為了網羅人才。戰國四公子都有食客三千;齊國稷下,遊士尤盛。一些故作玄虛神秘,如鄒衍之類,以陰陽莫測之變化,說動君主,更受尊崇。若能幫助君主爭霸,出謀劃策,立見奇效的,如蘇秦、張儀,可以布衣卿相。這就影響了貴族政權的內部結構,封建君主與謀士共治天下。可見在傳統禮樂崩潰之後,上無權威、下無軌範,學有所得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註5),以求名、求位,十分正常;甚至出奇制勝、思想偏激,也很容易理解。這是文化轉型時期的必然現象。所謂「道術為天下裂」(註6),莊子對此不勝感慨。蓋變化的源頭來自傳統六藝,道術本來是一,但卻分裂為多,那是人的局限,也是現實的需要,有國者不能不保護自己。政權第一,其他的價值就要放在一邊。這是當權者的無可奈何。私學有出路,自然鼓勵了更多人投入。如甯越,不甘務農,棄耕而學,十五年後,成為周威王之師。(註7)以學干政,成為遊士的進身之階。但秦朝統一之後,還有那麼多意見,就會變成噪音,不利統治者統治。為了迅速收效,法家的辦法就是提高帝王權威,利用臣下貪生畏死、好利避害的自然人性,亦即荀子口中的性惡,以賞罰等手段來籠絡、欺騙、控制他們,絕不允許有人有異見。若有人企圖以異端思想來挑戰皇權,便要迅速敉平,不要讓它流行影響人心。總之,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一個大規模的焚書政令就這樣產生了。

  一切都是為了政權的延續,也就是為了天子的權威和利益。焚書之外,不久又有坑儒。所坑的雖不盡是儒生,還有方士、術士,但欲藉此以顯秦始皇之威權、暴戾,震懾人心,則與焚書無以異。西諺亦云:有人在那裡燒書,最終會燒及那裡的人。(註8)文化的滅絕必然危及文化的傳承者,即傳道者,他們首當其衝。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這樣的事件,說明在封建帝王眼中,民間文化若對其統治有危害,便會遭受鎮壓。把文化和人都視作任意取棄的工具,有利用價值時尊之,無利用價值時棄之,秦王朝的稱霸過程就是如此。現在天下一統,霸業已成,還要這些自以為有功的遊士、術士做甚麼?徒增聒耳,不如盡去。從歷史角度看,這也是掌握政權的貴族不允許新興的士階層分享他們的權利,對他們進行打壓,讓他們知道政權是誰的,天子的權威不可輕侮辱。

五、秦始皇了解傳統(古學)的智慧嗎?

  有些史學家認為:秦始皇的做法是復古。如果說,回復至天子之絕對權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是對的。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從來都是如此。但如果說是回復至上古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格局,(註9)則顯然是讀書只見其皮相之誤。治史而不知史,便欲為秦始皇及法家洗脫。古代政教不分是因為當時社會簡單,文化未發展,設幾個官員已經足夠。官師不分是因為尚不具備分的條件。文化草昧,政制草創,組織、分工、交接、陟黜、先後、本末都沒有充分的認識,範疇界限不明顯,很多問題都糾纏在一起。文化發展就是要把裡面的問題加以抽繹,加以區分,發現關係,發現本末,然後加以分類、分科、分工、分層,然後各司其職。所謂「諸子出於王官」(註10),應該這樣了解。由合而分,正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現象。蓋事情愈來愈複雜,理論與實踐,觀念與操作,便不能混為一談,不可能復古。復古,如莊子所說的復至「天地之純」(註11),則非此義。秦始皇焚書坑儒,滅百家之學,目的只是成就自己的獨霸,一大自私,根本不明歷史是如何走過來,古代的開國者、立國者為甚麼要以民為本的道理,更不了解王者要有人格魅力,纔是王者。他就是要反傳統,倒行逆施,當然失敗!

六、武帝尊儒的歷史背景

  比較起來,七十年後漢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的獨尊儒術便不是這樣。

  表面看來,獨尊儒術也是復古,復孔子之古,甚至是周公之古、六藝傳統,比秦始皇更有實際意義。其實,武帝之復古正為了反秦,因為秦政所造成的禍害太大。有識之士,不能不思考秦始皇焚書坑儒所造成的文化真空。傳統的古學沒有了,民間的私學也沒有了,拿甚麼來建國?拿甚麼來教導百姓?須知求學之心、愛惜自己歷史文化之心是與生俱來,性情之所不得不然,非任何外力所能滅絕。只是大亂之後,人口減少,土地荒蕪,恢復生產、改善經濟是當務之急。漢初行黃老之治是生存所需,現實所困,不得不解放民間的生產力。但漢室亦同時感受到文化上的貧困,所以漢初不久便廢除了秦朝的挾書令(前191年),民間藏書不再有罪。文帝時(前180-前157年在位),又除誹謗、妖言之罪,鼓勵大臣進諫,廣開獻書之路,武帝繼之,文風始漸盛。不過,對於一個代秦而興的新王朝來說,如何收拾殘局,清除秦王朝所遺留的餘毒,建立有效用的新秩序,纔是最重要的課題。恢復經濟生產力只是前奏。這一點,在漢武帝之前,賈誼已經看得很清楚。他說: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註12)

  賈誼是個看問題非常準確的政治家,他所提許多建議,包括反封建、分封諸王、抑商等,都切中當前要害。但他所處的時代,資源未具,條件未熟,文帝能欣賞他,但卻未能拔用他,致三十三歲便抑鬱而死。時代期待一個學養更深、眼光更遠、氣魄更大的人物來承擔清除秦政法家餘毒的歷史大任,這個人物便是四十年後的董仲舒。

七、儒學重興是歷史大勢

  必須指出:這是歷史大勢。鑒於秦亡之速,施政之苛,正應了當年博士淳于越之預見,即不能不「師古」,但不是恢復封建。淳于越的提法,仍有拘泥的地方,可見通透的歷史眼光不容易。漢興之後,大家都要改轅易轍。但如何改?便看不準;急切間,舉棋不定,只好漢承秦制,這就是漢初蕭何等人的治國方針。但有識之士,已經知道非要更化不可。賈誼肇其始,提出「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即先有主意:何者應施?何者應廢?「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註13),最後一定影響到社會風氣。文帝時,朝廷用人雖然仍以黃老刑名之術為主,但仍保留秦時博士制度。傳《詩》、《書》之儒生,如轅固生、伏生,都被封為博士。武帝未登基前,儒者衛綰、王臧分別做過他的太傅、少傅,為他播下了儒學種子;他登基後,首先效法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註14)。衛綰建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註15) 武帝接受了。這可以說是掃蕩法家思想的第一個舉措。跟著,他分任竇嬰、田蚡為丞相、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四人都是儒學的愛好者,但為了設明堂事,得罪了喜愛《老子》的竇太后,趙綰、王臧下獄,被迫自殺,竇嬰、田蚡亦罷職。政治是複雜的,涉及人事便有許多矛盾。不過,儒學重興的歷史大勢已不可阻止。

八、「天人三策」何時提出?

  漢武帝十六歲登基(前140年),便下旨徵求賢良。此舉雖然是效法文帝,亦遠承戰國尊士之風,但所流露的抱負更大,疑問亦深。例如他提到帝王受命,究竟有何證據?即「其符安在?」又「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武帝欲建立一個「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註16)的理想政治,如何可能?

  應詔者據說有百多人,其中以董仲舒、公孫弘兩人的對策最得武帝歡心。董仲舒所上的就是「天人三策」,《漢書》全部加以收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三策中,提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來源。

  不過,由於史料有缺,對於一個如此重要的建議,武帝是否予以執行?則不見記錄。同時,武帝下詔徵求賢良與文學之士,非只一次,則董仲舒的對策,在建元元年(前140年)還是元光元年(前134年)?還是元朔五年(前124年)?後世學者頗有爭論,不能確定;甚至懷疑「罷黜百家」為子虛烏有。(註17)我認為:對策時間的先後,並非核心問題;同時,漢武帝有沒有明令「罷黜百家」,如秦始皇焚書燒及「百家言」?由此判斷他們都是以政治干擾學術,我認為也粗疏。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下令的問題,而是趨勢已經如此,但面對群臣、太后,少年天子處理時自有顧忌。

  首先,武帝在首次下詔「舉賢良方正」後不久,即置五經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除傳統五經外,其他《傳》、《記》、《說》、《爾雅》,諸子等博士俱廢,致博士人數亦大為減少。這一舉措所發出的訊號很明顯:除儒家經典,亦即傳統六藝(《樂經》已亡)可得到政治加冕外,其他道術的地位便次一等了。武帝不須明令「罷黜百家」,便自然有抑退百家的作用,這是武帝施政的高明之處。至於此事發生在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之前還是之後,倒無關宏旨。蓋若在前,說明儒學重興已成大勢,朝野共識;若在後,則可證明武帝的「獨尊儒術」是受到董仲舒的影響,使我們更肯定董仲舒有旋轉乾坤的功力。論年紀、論學養、論地位,董仲舒在景帝時已被拜為博士。雖然史無明文,但似乎不應延至元光元年始上三策,這有悖常理,當以建元元年為是。

(未完待續)

 

註釋︰

1. 《漢書.藝文志》。
2. 語出范文瀾,見《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第五章第八節。
3. 《尚書.堯典》。
4. 《荀子.非十二子篇》。
5. 《莊子.天下篇》。
6. 《莊子.天下篇》。
7.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
8. 傳為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之言。
9.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內篇二〉。
10. 《漢書.藝文志》。
11. 《莊子.天下篇》。
12. 《漢書.賈誼傳》。
13. 《漢書.賈誼傳》。
14. 《漢書.文帝紀》。
15. 《漢書.武帝紀》。
16. 《漢書.董仲舒傳》。
17. 參看拙文〈經與經學〉第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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