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15期,201711日)  

(續上期)

  有人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唐太宗)這是歷史的工具主義,古為今用,不免功利。應該說:歷史是一種教育,讓我們看到前人是怎樣付出的,怎樣為後代子孫籌劃的,怎樣諄諄教誨,讓子孫勿蹈前人覆轍。關鍵不在授給你的經驗,而在他們的心,這樣纔能影響千秋萬世,所謂「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所以我們不但要感激前人,還應要尊敬他們、紀念他們,學習他們那一份無私的心。所以中國古代的史官沒有隱瞞,非常忠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但詳實,而且正直,對君王也不客氣。所謂「失度,則史書之」(《大戴禮記》〈保傅〉),絕無隱瞞,連自己的安危也可以不顧。著名的「趙盾弒其君」、「崔杼弒其君」的太史筆法,就是明證。這是歷史審判,較之法律審判更深入人心。後來孔子筆削《春秋》,更是發揮此義。

  有人說,中國人崇拜古人,好古,凡事以古人為圭臬,這會造成中國人的保守心態,與社會的進化矛盾,也造成中國的落後。也有人認為:讀歷史沒有甚麼用處,已經過去了的東西不能幫助我們現代化;我們應該向前看,而不是往回走。現代人太功利了,讀書都要馬上見效;時間是成本,花時間讀歷史似乎不值得。這些想法全出於商業計算,而且只能計算可見的效益,對不可見的無法評估。所以功利之餘,十分淺陋。讀歷史的回報,其實是無限的,不可估量的,因為它進入你的內心,成為你成長的資源,也成為你人格的一部分、精神修養的一部分,使你成為涵攝古今價值的人,知道繼承和開新的人。試想,古代的祖先為你做了很多,你除了感激之外,還該做些甚麼?就是要守護、要承擔、要迎接新的挑戰,學習他們,為下一代著想,這個民族纔不會亡。這些都是性情所至,不是純講理性的。

九、法家害怕人民有性情

  秦始皇聽從李斯的建議,要燒《詩》、《書》,還坑殺了幾百個儒生。這就是震動歷史的「焚書坑儒」,不止殘暴,還顯示帝王為了保護他的政權,可以如此滅絕人性,傷害文化。這是政權至上、權力至上的思維。李斯是法家,不惜毀滅一切來投封建帝王之所好。因為法家的整個思維都是站在帝王立場:如何擁有絕對權力,不受威脅?如何用權、用術、用勢以御下,控制人民,統治國家?他們完全不講性情,也害怕人民有性情,因為有性情就會有主見、有行動、有承擔,就不會那麼順從。法家要把人民變成隻只聽政府號令的工具,按「法」來辦事。所謂「上下貴賤皆從法」,但帝王卻是例外,他是立法者,也是執行者,也是司法者。他超越「法」,平時神出鬼沒,喜怒無常,讓你害怕,不敢親近,只能聽話。講得好,是「依法治國」,但這個「法」其實都變成他運用權力的工具,而且設計非常嚴苛。一人犯罪,連累不止一家,還波及鄰里。法家讓誰也不敢逃跑,因為如果有一個人跑了,其他人就要殺頭,這叫「連坐」。弄得人與人之間完全不講感情,也沒有信任,你監視著我,我監視著你。當然,法家在使用人力的時候也有好處,它讓大家互相捆綁,一起生,一起死;一起生產,一起上戰場,發揮集體的力量,但卻令人恐懼、恐怖,這與孔子所發現的人性—性情恰恰相反。法家利用的是另一種人性—貪生怕死、自私、自利、自保,這是源自於動物本能的人性。人生下來就要生存、要安全、要跟別人競爭。現在西方民主社會講的就是這種人性,承認你有權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資本主義就是立足在這個東西上面。不過,西方社會也知道欲望的無限膨脹會互相傷害,所以他們設計出一套法律來維持公平的競爭。你不能無限膨脹自己的權利,因為別人也有權利;你不能無限度地使用自由,因為別人也有自由,所以彼此之間必須有界線、互相尊重。這是理性的產物,把個人(private)和公共(public)的領域分開。你的權利不能損害別人的權利,你的自由不能影響別人的自由。大家都遵從一套規則,讓這個社會有起碼的秩序,這就是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沒有人可以違反法律。

  法家的「法」,其普遍性不如西方,不能比;但在人性論上,卻有相似。即以自然人性為本。自然就是物理的(physical)、生理的(biological),沒有孔子所講的「仁」,所以對自己的行為沒有反省能力,更沒有自我要求的自覺。那是人對自己的認識,從而知道自己該怎樣做,自律、自命、自動、自行。人以成長他自己為目的,就不會成為別人的工具。所以秦始皇為甚麼要燒《詩》《書》,其他如《易》、醫、卜之書,卻沒有燒呢?因為那些書沒有危害他的統治。他最怕人有思想,人有性情。因為一旦人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不會聽他的話。人有性情,就會追求正義,互相扶持,抗拒獨裁。所以他把儒家看成最大敵人,連「百家語」也不放過。

十、「六藝」在民間的傳承與官學的建立

  不過,儘管歷史如此紛亂,孔子的六藝還是傳下來了。因為人類求知識、求成長、求創造之心,非任何外力所能滅絕。政府不講,民間仍然要講。正如《莊子》〈天下篇〉所講,孔子之後,各家聞風而起,各有所述,傳承不斷。漢代初年,講《詩》的有三家:齊、魯、韓,講《尚書》的有伏生,講《禮》的有高堂生,講《易》和《春秋》的也各有其人。他們師弟相傳,據文字解讀之外,還傳口義,所以稱為「師法」。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把這些師法確定下來給予官方承認的地位,「經」的意義就不同了,從知識層次、社會層次,上升到政治層次。經過政治的加冕,這些書冊代表著權威和真理,也就是變成中國人意識上的「經典」(Canon),「經」有「常」義,即常琠吽B普遍性,甚至神聖性,而不只是學校的教本了,更不是原來那個訓練貴族子弟技能的意義的「藝」了。

  從「藝」到「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這個轉折點在漢代,也不是一蹴而就。首先從知識的傳承來說,先秦已經成型,否則《管子》也不會說有「四經」,《莊子》也不會提到「六經」。這些「鄒魯之士」慢慢變成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人,一方面成為道術的專家,一方面成為諸子百家的源頭。這也就是說:孔子在教育上的開創,已經獲得社會上的承認。再進一步,就是官方的肯定,此即博士學官的設立,秦朝已有。

  近代學者王國維寫過一篇文章,叫《漢魏博士考》,便指出秦代已設立博士,漢文帝、漢景帝也有博士,而且數目達到七十多人。可見客觀的知識、傳統的文化還是需要的,焚書坑儒只是廢掉那些影響政權的思想和言論,國家畢竟不能沒有文化,人民不可能沒有東西可學。尤其是漢代統一之後,仗是不能再打了,經歷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征伐,秦滅六國,楚漢相爭,人口大幅減少,土地荒蕪,必須休養生息,恢復生產。漢高祖劉邦的兒子漢惠帝繼位的時間不長,真正讓人民安定下來的是漢文帝,接下去就是漢景帝,這段時間叫做「文景之治」,經濟上實行「黃老之術」。「黃」是黃帝,「老」是老子,講「形名之學」,「形」是表現,「名」是身份,比較簡單。除了外在要求,就是採取放任的政策,給老百姓多一點自由,減輕賦稅,由十五分之一,減到三十分之一。政府提倡簡樸,漢文帝自己穿的衣服破了還再穿。經過這樣的努力,民間的經濟就恢復了。

  政治秩序方面,漢承秦制,但禮儀未立。劉邦與群臣舉行宴會,大家放言高論,沒規沒矩。有些大將喝了兩杯酒,就出來亂舞,拍桌子,拍柱子,吵得一塌糊塗。叔孫通跟劉邦講這樣不行,過去我們打天下,沒有禮儀;現在不同了,現在立國了,要有規矩了,我來為你制訂一套朝庭的禮儀吧。上朝的時候,皇帝高高在上,大臣不能平列,朝服也要重新設計。劉邦坐在上面,感到好威風,說他到現在纔知道做天子原來這麼好,於是封叔孫通為博士。

  上文說過,孔子以後,民間道術傳承不斷。秦始皇雖然焚書,但民間仍有所藏;另一方面他設立博士官,博士官之藏書受法令保護,許多亦未燒,故道術仍有流傳,讀書之風未絕,只是大受破壞。漢景帝時候,齊國有位轅固生講《詩經》,有位伏生講《尚書》。伏生當時已經九十多歲了,住在濟南,漢景帝的時候派人去請他到長安來。但他年紀太大,不能前來,所以漢景帝派晁錯去濟南,把伏生背誦的《尚書》記下來。因為秦火之後,《尚書》已經沒有了。伏生老了,口音不清楚,晁錯就讓他的孫女在旁邊幫忙翻譯,然後記下來。就這樣,共有二十八篇,伏生也被封為博士。伏生把《尚書》還傳給另外一個人叫張生,後來也成為一家。這樣,《尚書》傳承就變成兩家。此外還有《禮》,當時講的《禮》實際上是《儀禮》,也叫做《士禮》,有十七篇,傳者是高堂生,魯國人。後來再分成大戴、小戴兩家。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勝。《易經》有齊國田何一家。《春秋》當時傳得最早的是《公羊》,是由子夏的學生公羊高傳下來的。漢景帝時,傳《公羊》學的人叫胡毋生。胡毋生傳董仲舒(一說兩人是同學)。董仲舒在歷史上享有大名,據說就是他向漢武帝建議「獨尊儒術」的。他們兩人在漢景帝的時候,已經成為博士了。

  這些博士所傳授的經學後來被稱為今文經學。因為古本沒有了,都是用漢初通行的文字書寫的,所以叫做「今文」。當時通行的是漢隸,是漢代新形成的書寫體。過去使用的是篆文、蝌蚪文、金文,比較難寫。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文字需要進一步簡化,以便使用。

十一、古文經典的出現

  甚麼時候纔出現「古文」呢?這要到漢武帝末年的時候,從孔子故宅發現牆壁裡面藏有一些書,可能為避秦火而把書藏在那裡。這些書都是用漢代以前的古文字書寫的,所以叫做「古文」。當時發現的《尚書》篇數不止二十八篇,而是四十四篇。傳說孔子的後人孔安國把它獻給了朝廷。漢景帝有個兒子叫河間獻王,他也很喜歡藏書,收集了不少古書,也獻給了皇帝。此外,還有一些民間獻書。這樣,新資料出來了,這是古代文獻的發現,就像我們現在發現地下材料一樣。這些年,大陸出土了很多地下材料,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郭店楚墓竹簡等等。地下材料的發現有甚麼用處呢?它們可以補充我們歷史文獻記載的不足,也可以糾正我們歷史文獻在傳承過程中的錯誤。這就是王國維、陳寅恪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二重研究法」。清代的考據學由於缺少地下材料,主要是採用書籍文獻的互相校訂,包括依據經典自身進行內證,或依據外部文獻、版本進行外證,主要都是使用書面材料,很少使用地下材料。地下材料有年代,可靠性就準確多了。比方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帛書、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竹簡,跟現在的通行本距離就很大,有些地方是後來增加的,古本沒有,段落編排也不一樣。這樣,我們就看到它的變化,對探討思想流變很重要。漢武帝末年新材料的發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上述情況,學者得以用古代材料來補充當代的材料。但是,由於今文經學當時已被立為學官,這些新材料能否獲得官方的承認呢?就有爭論了。一來,新材料會影響今文經學的地位,也就是已立為學官的人的利益;二來,民間傳承的學術也希望得到官方的承認,所以今古文經學之間矛盾愈來愈尖銳。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說。

十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現在,我們回過頭再講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把儒學的地位提升到百家之上的層次,即政治加冕。我們說,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較之秦始皇統一六國未遑多讓。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從此進入經學時代。稱譽者認為是替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立下綱紀,亦為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定下準繩,貢獻巨大,找到了立國之本;持反論者則以為是使中國從此進入思想禁錮時代,扼殺其他言論的發展,造成中國政治思想的黑暗,甚至要把近代中國的落後也歸罪到它的頭上來。

  這兩種極端的看法,固然各有所偏,但可反映此事之受重視。史家紛紛加以研究,希望能得其真相,以解答此事何以在漢武一朝發生。

  傳統史家以司馬遷、班固為代表。在《漢書》〈董仲舒傳〉中,班固收錄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首先批評法家「任刑」,認為王者之治,「任德教不任刑」,然後推行教化:「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以孔子之德教取代法家之用刑,很明顯是儒家立場。在第三策中,更提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來源。雖然在對策中,董仲舒沒有明確的提出這八個字,旨意卻很明顯,所以宋代司馬光寫《資治通鑒》,總結歷史,便把這兩句話寫出來,確定為董仲舒的貢獻。

  不過,近代學者鑒於有關此事之記載,多有參差,各本所述,不盡一致。最重要的是,對策之事,不見於《史記》,終武帝之世,未見有關此政策的推行,反而是在即位之初,下詔「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史記》〈龜策列傳〉)。換言之,武帝採取學術上的開放政策,獎掖百家,這完全符合戰國以來的學術傳承。那甚麼時候罷黜百家呢?值得探討。換言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能是後人提出的說法,並非董仲舒對策之後就立刻推行。蓋對策是對策,與成為國家政策是兩回事。

  有人認為:罷黜百家即使有此建議,也不是發自董仲舒,而是在董仲舒對策之前,丞相衛綰(建元元年,前140年)已上言:「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亂國政,請皆罷。」田蚡為相(約前134年),亦主張「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史記》〈儒林列傳序〉)。這些意見,漢武帝大體上還是聽從了。可見罷百家言,治道思想轉向於儒非只一人之見,董仲舒不過是把這個趨勢推向高峰的人物。至於是不是要把這個轉折點歸功給他?便要看看「天人三策」和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的時間。因為這兩件事,史料真確,無可置疑,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據《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方十六歲,即下詔「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以為治國人材,向之策問如何論政方為有效?人君勤政有無作用?天命之說有無根據?管治之道如何能「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如果此事發生在武帝即位時,可見武帝的確是英主。如此年少便胸懷大志,意圖改革,君臣一拍即合。但從對策之後,漢武帝只是派董仲舒往江都(今江蘇省)為相,讓他先事易王劉非,並未明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後人有疑。若此事發生在元光元年(前134年,據《漢書》〈武帝紀〉),即在武帝置五經博士後(建元五年,前136年),則尊儒之事與董仲舒無關。在對策之前,朝廷已形成共識。更有學者認為董仲舒對策應延至元朔五年(前124年),這就更與董仲舒無關。只有司馬光據各種資料,將對策定為建元元年,這樣,置五經博士之事纔有根據,董仲舒的地位纔得到表彰。然而,由於存在著許多疑點,所以纔有學者懷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真實性,認為是後世史家捏造。 

  依我看,「捏造」則非。從歷史大勢來看,漢初「漢承秦制」,只是出於管治需要,體制不容率改,何況秦代郡縣制度比周朝的封建制度優勝,符合大一統的理念,是一種進步。所以董仲舒的對策,據《漢書》所錄,首先針對這一點,在第一策中,提出《春秋》之義,以「一」為元,以「天」為常道。王者登基,即上承於天而下正己:「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皆本天意以從事,所以為政之道,在「任德而不任刑」,「治亂廢興在於己」,這就把儒家的德治引入大一統的格局。背後的目的,就是要改變秦代建立起的法家統治,消滅其餘毒。所謂「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所以必須更轅易轍。至於改制的內容,則借公羊家說法,易服改號,定正朔,制禮樂,進行「更化」,即徹底改變秦政留下來的性質、格局和面貌。可以說,這是循歷史發展的大勢而來的主張,有利於當朝,漢武帝自然不會反對。

  當然,能看到這個歷史大勢,乃至深受秦法之害者,非只董仲舒一人,而是當時士人的共識,但他有體系,有理論,有主張,對現實有深入瞭解,更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關鍵不在於武帝有沒有明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史也會向此而趨。五經博士的設置,便是證明。

  五經博士的設置,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人數大為減少,而且只限於五經。原來治諸子、雜學,及傳(解經之書)、記(史官記載的文字)者都立有博士,至此皆廢。可見武帝在立國思想上已有歸屬,由百家而歸儒,此後再慢慢發展為十四家,不過這已經是東漢時代了。由此可見歷史發展的大勢,董仲舒正是明白這個大勢,而且成為推動這個大勢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的推手,我們不能以史料有缺而懷疑他的貢獻。也許,這也就是司馬光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功勞歸與他及把對策之年提到建元元年的原因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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