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14期,2016121日)  

【編者按】二○一三年秋季,霍韜晦教授於香港法住文化書院和新加坡喜耀文化學會同時開辦國學班(新加坡又稱華學班),並親自主講多門課程,「經學與現代社會」即是其中一門。本課共八講,不僅重新梳理了中國經學之歷史脈絡,更回應了千年變局,並為現代社會如何「通經致用」指出方向。

一、緣起

  這門課叫做「經學與現代社會」。經學與現代社會有甚麼關係?可能大家都很懷疑。因為經學在中國已經不講很久了;或者已經被打倒了,誰還要學這些東西?不過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能有些不同,經學似乎還有一些底子。一百多年前,講今文經學的康有為來到南洋,在這裡設立了幾所學校,比如吉隆玻的尊孔中學就是受他影響於一九〇六年創辦的,名字也是他取的。「尊孔」是康有為的一貫主張,他是今文經學家,主張君主立憲,以延續清祚,大家都說他是保皇黨。南洋華人思想守舊,一些有地位的華人仍然效忠滿清政府。不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同時也在南洋傳播,雙方鬥爭漸趨激烈。但不管如何,經學的種子還是在南洋播下(這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初,南來華人在馬來亞已辦有多間私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洋孔教會。孔教會最早是由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在上海(1912年)設立,各地紛紛響應,成立分會。現在遺留下來的新加坡南洋孔教會就是其中之一,中國內地基本上沒有了。儘管如此,由於經學在國內已中斷,即便在南洋還有孔教組織,經學的研究漸漸也式微了。經學還有前途嗎?恐怕在許多人心目中,也是否定的吧。

  面對兩千年的經學,該怎麼辦?它曾經是中國文化體系中的「王者」,佔據著最高位置,代表著永恆的真理,無人不俯首,怎麼一下子全線崩潰,被攻擊、被批評、被唾棄、被踐踏了呢?是經學欺騙了我們,還是我們錯認了經學?今天,我們重又站在十字街頭,如孔子當年的「禮崩樂壞」。社會迷失方向,我們能像孔子那樣重立信心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檢討和重講經學的原因。中國兩千多年立國的文化根源,不可能不講。根源斷了,便要再植、再接通。也許就讓我們從這裡開始:

  甚麼是「經學」?「經」是甚麼意思?

二、「經」的原義是書冊

  「經」的意思原來是指我們織布的時候的織線,縱線叫做「經」,橫線叫做「緯」。「經」有貫穿的意思,用繩子把竹簡或木簡貫穿起來,成為「冊」。漢代以前書寫還沒有紙,文字都是刻在竹片上面,貫穿起來纔不會散掉,原始的書本就是這樣子。繩子比較容易斷,就用牛皮。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孔子五十歲以後纔讀《易經》,讀得很用功,「韋編三絕」。「韋」就是牛皮,孔子翻了很多遍,把牛皮繩子都翻斷了;斷了再穿,如是者三次。若如此看,「經」就是把竹簡貫穿起來的書本,學生讀誦很方便。當時還沒有形成後代所謂「經典」(聖典)的意思。不過,經常使用的結果就會定型化,如《管子》所說的《詩》、《書》、《禮》、《樂》四經,和《莊子》所說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見〈天下篇〉、〈天運篇〉)。民間學習有了固定的內容,這是文化知識普及化的結果,逐漸獲得了社會的承認。如《莊子》〈天下篇〉所說: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所謂「古之道術」,可見原來並非儒學的一家之言,而是遠承堯舜以來的中國傳統,三代貴族子弟要學的知識和技藝,所以也叫做「藝」。

三、貴族子弟的教育:六藝始源

  根據《周禮》的記載,周初的「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與後世不同。為甚麼?因為當時只有貴族子弟纔需要學習,「六藝」就是他們學習的內容,除射、御外,其他已逐漸編成書冊。他們讀書的地方就叫做「國學」。「國學」即國家的學校,專為教育貴族子弟而設置。教育為貴族所壟斷,一來這是當時的社會結構使然,封建社會就是貴族統治的社會,只有貴族纔有讀書的權利;二來書本難得,要刻在骨板、竹板上,為貴族或王室所擁有,民間根本沒有流通。為了培養貴族子弟,維持政治上的統治權,他們首先要學的就是「禮」,然後是「樂」,所以把「禮樂」排在前面。「禮」、「樂」代表了貴族纔有的活動,也可以說是為貴族身份而設計的活動,是身份的象徵,也是當時中國文化的最高的創造,因此它所開創的文明也可以稱為「禮樂文明」,或「禮樂文化」。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人自覺要走出他原始的野蠻,建立一套秩序,包括生活方式,然後逐漸提升其質素,正是文明的開始。

  由「禮」、「樂」,然後是「射」(射箭)、「御」(駕駛馬車)。貴族子弟必須學習這兩項技能,因為他們同時承擔了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古代部落、氏族林立,立國必須先靠軍事力量,勝利者成為政權的擁有者,亦即成為貴族。要維持貴族地位,必須先靠武力。這跟其他古代社會一樣,比如印度,印度的國王都是武士階層出身,稱為「剎帝利」(ksatriya),便是這個道理。不過在「射」、「御」之中,「射」較「御」比較容易得到重視。有人稱讚孔子,說他甚麼都懂,「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意思是拿甚麼來代表他呢?孔子聽了,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孔子固然精通六藝,但卻願意以較低的身份來代表自己,甘居人下,這正是孔子的不可及之處。

  「書」是文字,教育就是從讀書認字開始。字都不識,如何知義?從字的構成開始到語言的運用,即有「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於是文化纔有傳承。「數」就是計算,管理生產、管理財務都要懂得數字,孔子便做過賬目的管理工作,即「數」。所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其實一點都不「鄙」,管理生產、貨物交收、工程建造都必須有數學頭腦。關於這一點,黃仁宇寫過一本書叫《萬曆十五年》,他批評中國到了明代萬曆十五年,還不懂得數字管理,而西方則不同,在十五世紀末年到十六世紀就已經懂得數字管理了。黃仁宇只是拿一個簡單的指標來看東西文化的差異,便把這個提升為「大歷史」。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的看法是用西方的科學方法看中國,覺得西方非常優秀,他們懂得數字管理;中國則非常落後,到明代中葉還不懂。不錯,現在大家都知道數字管理很重要,甚麼都要講數據,現在更進入大數據時代。但是,黃仁宇說的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實際上中國古代「數」的觀念起源很早,數字管理也早就有了,不過後來因為過分著重數的應用,而忽略了它在理論系統方面的充分發展倒是真的。(參看李繼閔著《〈九章算術〉導讀與譯注》第二章)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更重視另一種價值,在古代的「六藝」中,禮樂放在前面,證明六藝的價值有高低。這是不是等如落後?老實說,還不能這樣評價。一種文化的價值不是一時或一個標準就能評判的,有時要經歷千年,經歷無數考驗之後纔能看出它的重要性和智慧、眼光。

四、文化的傳承不能只靠外來規範

  中國的「六藝」就是這樣,它原初是對貴族子弟的教育,文武全才,而且著重操作上的嫻熟,所以叫做「藝」。孔子把這些「藝」傳承下來,所以他也懂得射、御、書、數。不過,孔子發現:這些貴族文化在歷史的衝擊之下,已經守不住了,所謂「禮崩樂壞」,在人的野心之下,許多規矩都被破壞了。周初原來有許多封國,周天子只是天下的共主。但經過幾百年的浮沉,各地政權此盛彼衰,不免惹人覬覦,互相爭奪,也不再尊重周天子的權威了。政治體制和文化敗壞,孔子很痛心,怎樣纔能撥亂反正呢?這可說是人類文明延續的大問題。人一方面知道要建立秩序,創設體制,但一方面也受原始人性、本能欲望的侵蝕,佔有欲、權利欲、享受欲不止。結果文明倒退,社會出現嚴重危機。歷史反反覆覆,神魔相繼。每到絕境,又會有王者或殊勝人物出現,帶領人民渡過大川。這可說是歷史的常態。《易經》〈繫辭〉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中所含藏的奧秘使人感慨不盡、探討不盡,誰能明白?總之,這就是歷史。

  落到現實,孔子反省到,一個理想社會的建立不能只靠制度,一種文化的傳承不能只靠外在的規範;如果禮樂只是一套規範,有名無實,那就變成虛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所以最重要的還是人要自覺奉行,否則禮樂沒有內在的精神支撐,就會表面化、形式化,即虛有其表,這樣就不可能傳承下去,因為沒有內涵、沒有意義,不真實。正如封建制度,周天子分封了大大小小八百個諸侯,爵位分為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後世代相傳,依宗法關係世襲,國號不能更改,也不能霸佔別國的土地;用現代語言講,就是要尊重每個國家所獲得的主權。若有人不遵守,周天子就會號召其他諸侯聯合起來討伐他,這就是孔子所描述的「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但後來周天子的權威下降,不受尊重,大小諸侯各自爭霸,於是「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由有實力的大諸侯出來維持秩序,所謂「尊王攘夷」,由他們代替周天子,於是原來的封建體制維持不下去了,各國君主起而爭霸。孔子深感痛心,他反省到不是這個體制不好,而是人的野心、人的貪心、人的權力欲得不到限制的問題。在當代西方,可以通過議會的立法解決,但在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已壞,面對齊桓公、晉文公等有野心的政治人物,誰能束縛他們?禮法能嗎?規則能嗎? 

  這就變成哲學問題:制度的根據在哪裡?禮樂的根據在哪裡?用現代語言講,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和法律是怎樣成立的?如果成立的根據是來自君主,只有天子纔能立法,即中國舊日所說的「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中庸》),這就是所謂「權威主義」。如果這套東西是上帝授命給天子制定的,就像基督教的「君權神授」,那就變成神權。但中國沒有這種對上帝的崇拜,雖講「天命」,但只是虛說,並非真有天啟。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天沒有說話,就靠人的感悟,所以關鍵還是來自自己的自覺。人如果不自覺的話,靠別人管理,靠神管理,靠天子管理,靠制度管理,都是沒有用的,都是被動的。那要靠甚麼呢?孔子發現要靠人本身所具備的感受能力和反省能力。這個能力稱為「仁」,用我的講法就是「性情」。人有性情,纔會要求自己成長,要求自己負責。同一道理,人守規矩,不是上帝要你,不是天子要你,不是父親要你,而是你自己的自我要求。

  一般人都只能認識自己的本能欲望:我要吃,我要暖,我要享受,我要權力,我要指揮別人,為自己服務。你要,別人也要,所以一定引起混亂和反抗,社會整體受損。所以孔子認為:必須「克己復禮」。人首先克制自己的私慾,以符合社會要求()。再深一步,讓這種克制成為習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語》〈顏淵〉)修養加深,然後明白到這些行為是出自自己的要求,於是樂意為之。這是一套講德性自覺的文化,從世界文化的角度,唯中國獨有,或由中國文化最先發現。孔子的偉大就在這裡,因為就是由他提出的,成就了中國文明。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早熟」,這個詞用得可能不太恰當,因為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這樣成長的,大家「成熟」的路徑不同:西方人偏向外、偏向上,我們則偏向內、偏向深。至於為甚麼偏向內?那就須要更深的反省,纔能知道一切向外的追求必將徒勞,往而不返,最後無法安頓人的心。

五、內在的根據只能靠自覺

  這一種內向最終而得超升的思考,非常重要,這是孔子偉大的發現。孔子說「仁」是內在的,用西方哲學的語言就是一個內在的先驗結構,成為孔子道德哲學的前提。作為前提性的概念我們可以理解,但不能證實,所以有神秘主義傾向。至於研究社會學、倫理學的人,則認為「仁」是處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中國人把這五種關係成為「五倫」。在社會學中,倫理關係是人與人的關係(human relationship),比較平面化,所以不會出現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上下關係。沒高沒低,無上無下,都是等距離。因為人人的價值都一樣,所享受的權利也一樣,誰也不比誰重要,所以只有個人存在,到最後人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孔子不同,孔子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能等距離,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父子怎麼可以跟朋友一樣呢?君臣也不可以跟兄弟一樣。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所以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都要通過你的自覺,纔能發現這句話的意思。如果沒有自覺的話,從邏輯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如「AA,BB,CC,DD」,是沒有意思的,都是重言命題,在外延(extension)上一致。同義重複,沒有意思。但是,中國人的思考,除了外延原則還有內容原則,重視概念的內涵,這需要自己發掘。換言之,孔子這些話語,現代人不容易瞭解,因為我們現在從小就受西方思維的訓練,用的是西方頭腦。因此,我們會覺得孔子的話無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詞跟賓詞同一個外延,這有甚麼意思!但你可知道:孔子這句話講的不是外延,而是內涵:「父父」講的是為人父必須有做父親的自覺,知道為父的自我要求;這也就是「本分」的發現,先盡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先要求子女,責任由自己開始,承擔由自己開始。同一道理,為子女者亦然。人有本分,必須自我認識,自我要求,這需要運用自己的自覺。你不自覺的話,你是不會懂得的。

六、西方對道德的瞭解要通過理性思維

  孔子對於道德的瞭解跟西方不同,跟蘇格拉底不同。蘇格拉底對道德的瞭解是要給出定義的。甚麼叫做「勇敢」?甚麼叫做「正義」?甚麼叫做「節制」?等等。照這種講法,不能說A是A,而是一定要給出一個定義(definition)。蘇格拉底強調對道德的瞭解必須先有知識,你沒有知識的話,就給不出定義,因此知識就是道德(knowledge is virtue)。這也就是說,對於道德的瞭解,需要通過理性思維,因為通過理性思維纔能給出定義。道德行為被定義圈定了,纔能讓人理解。孔子不同,孔子要你自覺,纔能發現自己的本分,這是人自己的自我要求,這可以說是一種自覺的力量。如果你開發了這個自覺的力量,你就會懂得自己管自己,懂得自己愛自己,自己成長自己。因此,我認為:孔子所說的,其實就是一種「生命成長的學問」。你能成長,纔是自愛。現在我做的性情教育,正是依據孔子所說,加添一些教學元素,作現代詮釋,讓學生能快樂學習、主動學習,真誠面對自己,不逃避自己的問題,纔能明白「成長」的真義。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即「為己之學」,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為甚麼特別提出「古之學者」?因為「今之學者」已經守不住生命成長之學了,禮崩樂壞了。讀書學到的知識也不是為充實自己了,而是準備出售給權貴來獲取回報。這就像現代人讀書的目的,很功利。經濟發展需要甚麼技術,我就去學;社會需要甚麼專業,我就去學;然後把自己賣給別人。最後把自己變成工具、變成產品,隨市場而動。讀大學也是這樣,哪個科系的出路最好,賺錢最多,我們就去讀;哪個科系出路不好,賺不到錢,就不要去選。孔子說「今之學者為人」,已經把這個現象說得很清楚。

七、「為己之學」的真諦

  人的問題其實古今一樣。為甚麼呢?因為都是人,都是一個人性問題。西方人對人的瞭解奠基於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認為人有思維能力,會思想,他發現了人的理性。從理性出發,就會重視認知、重視邏輯、重視科學方法。現代人認為只要掌握了知識,就有力量了(Knowledge is power),就可以征服世界了。知識也變成了工具。中國從孔子開始,發現人生而為人,最重要的是怎樣纔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你說你是一個父親,你是真正的父親嗎?你完成了作為一個父親所該做的事情了嗎?你說你是一個兒子,同一道理,你做到了一個兒子該做的事情了嗎?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順、君仁臣忠,各有其所盡的本分。這是做人的第一義。至於有沒有很好的知識,有沒有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當然,孔子也不排斥知識,也不排斥富貴,但這些畢竟並非第一義。人最重要的就是完成自己,在家庭中完成自己,在社會中完成自己,在歷史文化的繼承中完成自己。這種完成自己的學問,依我的瞭解,就是一種生命成長之學,必先成長,不斷提升,纔能完成自己。其間要義,就要開發你的性情。不然,你怎樣跟人相處?你怎樣瞭解別人、體諒別人、寬容別人?孔子說:人通過「禮」就能做到。因為「禮」的根本精神就是出自性情的「讓」。當統治者,要禮讓,要付出,不要戀棧,這叫做「以禮讓為國」。「禮讓為國」纔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是這樣。人要懂得體諒別人,懂得包容別人,懂得給別人空間,也要懂得鼓勵別人。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把自己放下。問題是誰能讓你放下?政府下的命令,老闆下的命令,天子下的命令都做不到。只有你自己能把自己放下,這一定是通過自己的修養,通過自覺,通過性情的力量。我們今天講性情,實際上孔子就已經開始講了。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這些都是孔子的遺訓,值得重溫,值得重講,以見其有永恆的意義。

八、孔子對六藝的改革

  由此,我們開始明白為甚麼孔子改革「六藝」。古代的六藝是對貴族子弟的教育,不免強調知識、技能、儀表和風度,也就是比較著重外表。孔子發現: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切從外建立的東西必須先有內在的根據。所以不是知識問題、技能問題、儀表問題、風度問題,而是人格的成長問題,生命境界的提升問題,這就必須以性情為本,開發性情成為第一義。所以孔子把《詩》、《書》放在前面,然後是禮、樂,至於射、御,則可以不講,或退居為第二線。因為那些真的是技藝,而非生命成長的學問。《詩》、《書》在原來的「六藝」是沒有的,但現在變得很重要,因為《詩》由培養人的感受力開始,「感物而動」,然後有嚮往。志之所之,而有所行動。所以古人說「詩言志」,這是人格成長的第一步。靠甚麼?靠情感教育、靠文字語言。其次,「書」也不是書寫和文獻閱讀了,而是指一本古老的歷史書《尚書》。《尚書》記載了或者收錄了從堯、舜、禹到周代的政府文告、官員任命,和一些重大事件的處理。這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和精神有很清晰的描述,特別強調上古民族偉人對歷史的開創,讓後人讀了一定心存感激和嚮往,進而立志繼承。所謂典範在前,而不只是吸收、學習他們的經驗。

未完待續

 
 
→下載全份《法燈》
 
→返回首頁
→返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