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08期,201661日)  

【編者按】本文發表於2014年9月18日,值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百年慶典之際,霍韜晦教授受邀為「儒學與國際華人社會」國際研討會作主題演講。會議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哲學系共同協辦。囿於篇幅,文章將分兩期刊登。

三、儒學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承繼


1.儒學是海外華人的精神支柱

  一百年來,儒學在國內沒落,但在海外,卻發揮了巨大的凝聚力;數百年來,一直是海外華人的精神支柱。試想:他們飄洋過海,托足蠻荒,寄人籬下,受人白眼,靠甚麼能活下去?這不只是一種血氣之勇,如西方人所說的冒險精神,更有一種堅忍、柔順、和平、樂觀、刻苦的性情在內。這和儒家的教導很有關係,他們自小就獲得這種熏陶,潛移默化,成為他成長的唯一資源;此後到南洋、到海外,便自然以此處事應世,自力更生。至於禮儀規矩、風俗習慣,更不用說,不可以須臾離。孔子說:「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在海外華人身上,的確一直奉行,沒有懷疑,因為這種文化早已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此中沒有現代人所說的文化認同問題,而是理所當然,自然把這種文化看作自己。死生以貫,再無懸念。


  其實,海外華人的處境一直都很艱苦。沒有來自本國政府的支持與援助,華人只能單打獨鬥,自力更生。從歷史上看,他們到南洋,可能是環境所逼,在家鄉生活困難,到外地去找尋機會。亦有許多是因為在國內抗爭失敗,要到海外藏身。如唐末黃巢起義,兵敗後即有部分將士乘船出海,到蘇門答剌住下(註24)。《唐人傳奇》中的虯髯客,失意中原,亦率師海外,謀求建國。這雖是小說,但未嘗不是一種心聲。十三世紀時,文天祥抗元失敗,其部屬不甘為元虜,於是率眾浮海至婆羅洲,在當地建立「宋宮」,以示不忘故國(註25)。明末清初,國破家亡之際,抱有這種情懷的氣節之士更多,如朱舜水到日本,對日本儒學影響極大;鄭成功到臺灣,開「遺民世界」(註26)。其餘之南明將士,有泛海流落南洋諸島的,也有從陸路入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的。此中辛酸,有誰能明白!但可以說,仍有一種精神在內:人退無可退,獨對天地,就是要活下去。黃宗羲說:「確守儒軌,以忠孝之氣貫其終始」(註27),這種精神,自然成為南洋華人的精神支柱。此後華人到南洋及中印半島謀生、經商、定居的愈來愈多。聚居成族,互相扶持,慢慢形成各地、各埠的華人社會,對當地的開發貢獻極大。

 

2.海外華人的處境;海外孤兒,無人保護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派三寶太監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七下西洋,花費巨大財力,目的似不只在宣揚國威,民間史家推測,謂欲找尋失蹤之建文帝。真相如何且留待史家探討,但通過鄭和的恩威並施,又為當地政府平亂,的確為明室和華人建立起崇高聲譽,至今猶有遺跡多處,供後人拜祭、瞻仰(註28)。可惜其後明朝恢復海禁,使中國與南洋之交往一時斷絕,受影響的不只海外華人,使他們變成孤兒,一旦發生事件,無人保護,亦無人主持公道,只有啞忍,這就造成華人長期被壓制、被欺凌的命運,還有中國自身,從此走向封閉。


  明朝的影響力衰退,西方殖民主義者繼起。自十六世紀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先後侵佔南洋群島及印支半島,並誘騙大批華工到南洋當苦力。由於得不到本國政府支持,這些華工生活淒慘、流血流汗,最終埋身荒野。據估計,從1821至1931一百多年間,華工人數達到六百萬(註29)。今天南洋各埠的城市規模,就是靠他們雙手一鍬一鍬建設起來的。


  然而,南洋各地的殖民政府,並不因此而感謝華工、華人的貢獻,反而因為華人的經濟成果斐然而招妒、招忌。為便於控制,殖民政府更採取挑撥華人與當地住民的矛盾手法,一面向華人敲詐、勒索,一面製造事端,結果爆發了好幾次對華人的大屠殺。最著名的如1740年,印尼耶加達爆發「紅溪慘案」,荷蘭殖民政府閉城屠殺華人,血流成河,故曰「紅溪」。事聞於滿清政府,但乾隆皇帝竟然說:「莠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註30)如此搪塞,不負責任,對海外子民不但不予保護,反認為是罪有應得。南洋各殖民政府聞之,當然更肆無忌憚了。


3.海外華人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二次大戰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但華人處境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由於當時意識形態對立,美蘇冷戰,西方傾力圍堵新中國。先有韓戰,繼有越戰,對南洋華人的左傾更是充滿戒心。當時在南洋的左派勢力相當強大,工運、學潮不斷,加上印尼總統蘇加諾態度親共,在西方看來不是味兒,於是在美國中情局的策動下,1965年9月30日,一夜之間,發生流血政變。右派軍人蘇哈托上台,囚禁蘇加諾,華人被指叛國,然後予以無情屠殺。全國死亡人口達一百萬人,逮捕七十五萬人,華人在此役中傷亡尤甚於南京大屠殺。學校被關閉,所有華文報刊不准出版,華人不准再使用中文名字(註31)。受此牽連,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亦相繼排華。這是海外華人自渡南洋以來,最慘痛的一頁。


  三十年後,印尼又有一次大規模的排華,同樣死傷眾多,財產化為烏有。不過這一次,終於導致獨裁者蘇哈托下台。華人以無可追討的犧牲換取本來就有的平等的權利,太不合理了,代價也太大了。


  事實上,華人是南洋經濟的締造者,東南亞的繁榮與華人的辦事能力、文化修養很有關係。一位日本學者吉原邦夫,便曾指出:「向華人提供發展空間的東南亞國家,它的經濟就會進步。」(註32)所以只要政策公平,給華人以自由,不只華人得益,國家和社會也會進步。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光耀晚年回顧新加坡得以生存的硬道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華人都是順民,「尊敬長輩,忠於家庭,不詆毀政府」(註33),亦即勤懇純樸,很容易統治。不過,他雖知此利,卻不知道這是華文教育之功,反而在他任內,把華校,包括南洋大學,都關閉了。

 

4.海外華人的自力更生

  如上所述,海外華人的處境就像孤兒,幾百年來,孤軍奮鬥,自力更生。上無國家支持,下無當地政府與原住民的平等對待,一切全靠自己努力;當受到排斥、傷害的時候,也只有「打掉牙齒和血吞」,抹掉眼淚,重新再來。世界上也許再沒有這樣寬厚、柔順、不究既往,以德報怨的民族。我們深信時間會證明,公道自在於人心。當歷史的糾結解開,真相自然大白,大家可以重新相處。這些信念,這些文化,其實正是來自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的教導。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又說:「德不孤,必有鄰。」一個人能為人所敬重,全在自己平時的人格修養,精神能提得起。雖遇困境,終「不失其所亨」,所以《易》曰:「其唯君子乎?」(〈困卦〉〈象傳〉),張子《西銘》:「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這種處逆境的智慧,在中國文化中極為豐富,自然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資源。學不可廢,所以華人聚居之處,必有社團、必有學校,甚至民間宗教。各種宗親會、同鄉會、商會、公會、廟宇,紛紛成立,大家守望相助,互相提攜。親情、友情、鄉情、人情,就是紐帶。每當節日,扶老攜幼,全員參與,就是很好的凝聚。禮失而求諸野,也許到今天,中國各地已失去它的節日文化的時候,是不是要來觀摩、吸取呢?雖然,依西方社會學理論,這些都是血緣、地緣、業緣的結合,似乎不夠理性,不夠現代化,但在中國社會,卻是非常合理的組織,尤其是在海外,別人以非理性的態度對待你,你能怎樣?向誰申訴?所以只有這些親情、友情、鄉情、人情才值得信賴。政治太無情,所以中國人一般都遠離政治。海外華人對政治更是冷感,以為不關己事,結果任從宰割。總之,這不只是生活習慣上的不同,更有文化上的距離在,造成海外華人在政治上的孤立。不過,憑著自己的努力,海外華人最終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就,成為巨富的也有很多。如新加坡的陳嘉庚,被稱為「橡膠大王」,緬甸的胡文虎兄弟,被稱為「萬金油大王」,馬來西亞的郭鶴年,被稱為「糖王」等等。

 

5.重視華文教育,守護中國文化

  正因為海外華人處境的艱難,所以教育子弟成為海外華人最重視的事。蓋教育不只是教語言、教文字,而是教中國經典、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上文已經說過,「國可亡,天下不可亡」,在這方面,南洋華人的努力,真可以大書特書。試以馬來西亞為例,十九世紀初已有九家私塾,所教的都是四書五經。童蒙則讀《三字經》、《千字文》等,民間亦出現很多詩社、文社,宣揚儒學。到二十世紀初,受康梁變法和孫中山革命活動影響,南洋出現了儒學復興運動,建孔廟、開學堂、編課本(註34),私塾逐步成為學校。第一間正式註冊的華文中學「中華中學」即設於檳城(1904),跟著吉隆坡有「尊孔中學」(1906)和「坤成女校」(1908),怡保有「育才學校」(1907)、新加坡有「華僑中學」(1919)。(但如把視野擴展到南洋各地,則在1919年之前,南洋各地學校,包括印尼緬甸泰國菲律賓,總數有六百九十所 )(註35)由於華文教育發展迅速,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猜忌,便在註冊條例上加以限制。儘管如此,到1937年,全馬的華文學校仍達到八百八十一所(註36)


  1951年,馬來西亞全國華校教師聯合會組成,目的在爭取華文教育的合法權利,要求把華文與英文、馬來文一樣並列為國家的合法語言;1954年,全馬華校董事長聯合會成立,與前者合組成「董教總」,一起致力於維護華文教育的合法權益。同年,南洋大學在新加坡誕生,建校過程非常動人,連三輪車夫、的士司機也參予義踏,義載來籌募基金。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但獨立後的馬來政府對華文教育採取壓制態度,要消滅種族性的中學,並將華文小學改為國民小學。此外,還有許多限制。但「董教總」發動全國華人力量加以抗爭,其中出力最多的林蓮玉、沈慕羽被稱為「華教鬥士」,下獄多次,不屈不撓,成為維護華教的榜樣。


  對華人來說,政權可以不爭,但華教不能不爭,因為這是靈魂之所在。族魂不死,我們才可以在任何地方活下去。


  現在,「董教總」屬下有六十所華文獨立中學,學額不足,但馬來政府不允許增設,學生學歷在本國亦不獲承認,畢業生只有到外國升學。不過,隨著華人的貢獻及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相信這種情形會得到改善。

 

四、痛苦的總結:
  重建民間社會,重建儒家教育

  
  現在,讓我們把文章回到主題:儒學為甚麼可以在海外華人社會發揮作用?要說明的是:這並非純然是一個哲學性的思考題目,而是包含了歷史。人人皆知人的行為與其思想不可分,每一個人的人格就是他所認同的價值觀的展現。同一道理,民族的生命與其文化亦不可分,一個民族的盛衰安危必有其文化為之主導,兩者互為表裡,親若形神。所以有關生命的文化、乃至民族的文化,都不能虛說,都必須以生命為載體、以民族為載體、乃至以國家人民為載體。若無文化滋養,或該文化不能使其生命產生意義,則生命只是一具軀殼,集體只是群居的動物,還是洪荒世界。人類的偉大,就是幾千年來,創造出許多不同的文化,有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中美洲、希臘、拜占庭……總數據說有二十四或三十七之多(註37)。今天或存或亡,湯恩比認為,所餘下的都要面對挑戰。那麼,中國死亡了嗎?依我們上文第一、二節的分析,可說已瀕臨此境。即使民族還在,但已認不出自己了。正如亨廷頓(S. P. Huntington,1927-2008,哈佛大學教授)問美國人:「我們是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2004),便是深深感受到當代美國人已失落了自己的新教文化傳統,如何回應其他文化的挑戰呢?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似乎更失敗,我們落得甚麼都沒有,只能沿門托缽,到處乞憐。文化若死,民族還有甚麼希望?


  不過,我們從海外華人,特別是南洋華人身上,看到了他們能夠在如斯惡劣的處境中,不忘教子,傳承儒家經典,終於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才,除商場鉅子外,亦有會通中西文化、或先學英文,再學中文,繼而為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奉獻終身的,如辜鴻銘、林文慶、李登輝等人,都足以名垂青史。還有支持孫中山革命、或捐鉅資、或獻性命,義無反顧的,更是指不勝屈。英風烈血,一直到中國抗戰時,由於沿海港口被日軍封鎖,戰略物資必須從滇緬公路輸入,遂由陳嘉庚發起,南洋三千餘人應募成為駕駛員,其中甚至有幾位女性。上有日機轟炸,下有萬丈深谷,結果犧牲者達三分一。從精英到基層,我們看到南洋華人的中國心。這就是華文教育的力量:國雖遠,精神不遠。


  可惜,由於中國文化和儒學在國內的萎縮,而西方文化則似乎愈來愈強,資本主義固然席捲全球,民主、人權亦被奉為普世價值,以掩蓋人的野心和欲望,帶動年輕一代追逐消費。我很擔心:海外華人的教育傳統能否守住?數百年先賢的心血會不會變成古跡?社會已變,時代已變,我們是順流而下,還是知道它的危機,早著先鞭?海外華人雖有心,但畢竟寄人籬下,能發揮的空間有限。除非中國強大,不只在經濟上強大,在文化上亦能使人對它產生嚮往。《中庸》所謂「來百工也,柔遠人也」,關鍵在民間社會。從海外華人社會幾百年來的堅守與承繼,雖處客位,仍然有強韌的生命力,就是啟示,就是證明。所以只要大力重建民間社會,重建新時代的新禮樂,也就是重新發揮和實踐儒學的作用。推動性情教育:教以禮,教以誠,教以讓,教以信(註38),人的行為品格自然健康,精神面貌自然美善。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會有正面影響。文首說:我們要找回中國文化的「神」或「道體」;此「體」在何處?其實,就在學校中、社會中、家庭中、每一個人的生命中(註39)。不過,這些都不是純理論上事,而是教育上事、教化上事,並非不可能。只要各國政府(當然,首先是中國)能認識此義,提供方便,給予護持,收效更快。本立,道始生。


  那麼,國內、海外,都會有新氣象。


(全文完)

 
註24 引自范如松編著《東南亞華僑華人》,2013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頁39。
註25 引自李卓輝《大江浩海,印華風雨》,1999年,聯通華文書業有限公司,頁101。 。
註26 此語取自臺灣延平郡王祠沈葆禎所寫之對聯。原文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註27 見黃宗羲著〈楊士衡先生墓誌銘〉。
註28 今馬六甲有鄭和廟及鄭和文化館,印尼三寶瓏大覺寺內有鄭和神像;菲洲據說亦有遺跡。
註29 同注24,頁165。
註30 同注25,頁121。
註31 同注25,頁60。
註32 同注25,頁143。
註33 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出版,頁54。
註34 以上所述,參看陳榮照〈儒學在新加坡的承傳和發展〉,《儒學與世界文明》收,2003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及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一書之第二、三、四章,199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註35 見王康鼎文〈一九一九年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創辦前南洋各地儒教發展實地探析〉所列之數位,《南洋學報》第57/58卷,2004年。
註36 同注24,頁103。
註37 見Quigley,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此據弗格森,《文明》轉引,黃煜文譯,2012年3月,聯經出版社;及A.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陳曉森譯,1987年,聯經出版社。
註38 有關性情教育的內容和方法論問題,可參閱拙文:〈從孔子的六藝到喜耀的新六藝〉,《法燈》381-383期,2014年。
註39 余英時認為:隨著傳統建制的消失,儒學已變成「遊魂」,見著《現代儒學論》。我認為:儒學的作用,在歷史上固然是賴封建體制推動,但封建體制非主因,人自覺成長、成德之性情力量方是主因。不通過封建,亦可以通過其他體制(如民主)表現。因此,問題在人認識自己有此力量,這才是人類走向光明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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