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

(原刊《法燈》407期,201651日)  

【編者按】本文發表於2014年9月18日,值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百年慶典之際,霍韜晦教授受邀為「儒學與國際華人社會」國際研討會作主題演講。會議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哲學系共同協辦。囿於篇幅,文章將分兩期刊登。

一、 歷史的嘲諷

        儒學是華人社會的根,源遠流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無人否認儒學在華人社會所起的作用,本來,何須論述?但歷史很嘲諷:一個多世紀以來,儒學在它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差點被連根拔起。如果不是在海外猶存一脈,今天中國要復興儒學,恐怕只能從概念論述了。

        概念當然很重要,它讓你明確、清晰、持之有故,所以近百年來力爭儒學地位的,多是哲學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有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學者、和社會政治運動家,如康有為、章太炎、馬一浮、劉申叔、錢穆、張君勱等。他們都著作等身,但實際影響社會的有多少?他們大都在學院,被西方的學術體制切割,分院分系,影響的只是部分精英;嚴格言,和廣大社會還是不相干。儒學畢竟是生活:讀書、交友、修養、成長、齊家、結社、尊賢、敬老、濟貧、祭祀、懷古……等,無一不是人倫日用,所以需要一個民間社會來作依託。文化就在社會中,有甚麼樣的文化,就會有甚麼樣的社會。民族和文化的關係亦然:一個民族的生存和成長,有賴其文化的栽培和指引,而文化的成熟和發展,亦有賴其民族的信受與實踐。所以在這裡有兩個概念:一、民族生命,二、民族文化,兩者互為表裡,親若形神。「神」是經典所載的義理,後世稱為「體」或「道體」,「形」是生活、行為、表現,由「神」而「形」,古人稱為「通經致用」,或「明體達用」,如何可以分離?

        不幸,近百年的中國,就是走上形神分離的道路,甚至叛逆自己文化的道路,成為文化上的逆子,進一步殺死自己的父親,不是很悲哀、很可怕嗎?百多年來,中國親英、親美、親日、親俄、親歐……都「親」過了,自由、民主、共和、科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走過了,結果如何?還不是落得精神散渙、唯利是圖、民風衰敗、四顧茫然的淒慘局面?由此可知,中國要繼續改革是必然的,中國人要找回自己的「神」,自己的「體」,否則如何向前人交代、向歷史交代?

        中國如此,幸好在海外華人社會尚未完全受波及。在殖民政權或新興國家的獨立管治之下,大體上仍能保持父慈子孝、鄉黨稱賢、夫妻和順、節儉持家的作風,亦很重視沿自故鄉的傳統節日,這就很難得。從這個地方看,南洋孔教會的百年壽慶,意義就不尋常了。誰能作此堅持呢?

二、 儒學在國內衰落的原因

1.民族傷痕太深

        儒學為甚麼在國內衰落,甚至被連根拔起?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傷痕太深。歷史記載我們的失敗,並非始自西方列強東來,其實遠自明末已開始。當時清兵入關(1644),南明政權土崩瓦解,讀書人從未想過會受一個在文化上和自己相去太遠、人口又少的野蠻民族的統治;夷夏之辨,綱常之教,早已深入骨髓,所以自殺者、逃避者、隱遁於田園者極多。另一方面,對此歷史大變,痛加反省,認為宋明學風須要承擔很大責任,於是有顧炎武、黃宗羲對理學,乃至對政治制度上君主之位的批判,認為「國可亡,天下不可亡」(註1)。「天下」就是文化生命,文化傳統,唯有文化不死,國家可復。顧炎武批評「今之君子……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註2);黃宗羲則認為學術、事功必須一貫,而晚明學者,不讀書而從事游談,十分空疏,「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註3)。現實問題始終是最大問題,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如國家安全、人民安居樂業,空言心性有甚麼用?由此,顧炎武主張重新讀經,「經學即理學」(註4),通經致用;黃宗羲則兼重史學,認為「國可滅,史不可滅」(註5),讀史可以避免拘執迂腐。為了通經,重新認識經典的本來面目,排除宋明理學的影響,顧炎武認為須「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註6),於是開清代學者考據之路。黃宗羲則從史學溯源,反省亡國之痛與君主之制有很大關係。他指出:中國君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這是「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結果造成「有治人,無治法」的局面。他指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註7),這種識見,在當時不啻石破天驚,較之英國洛克所寫的《政府兩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主張人人皆有自由、平等之權利,政府由人民授權產生的民主制度,幾乎一致,但在時間上卻早了二十年。

2.清初學者皆反理學

        沒有經過傷害,也許不能產生這些反省。由外族入侵所引起的憂患感,最後不免歸罪於自己的文化。是當時的文化無能救國、無能禦敵,所以要批判;導致最後亡國,要怪,只能怪自己。這是時代共識,顧、黃之外,清初諸儒如顏習齋、李恕谷、王夫之、戴東原等,無不反理學。從其積極的一面言,這種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與《易經》的知變,《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有一義相應,亦即「國可亡,天下不可亡」,但若否定過甚,則可能落入另一極端。換言之,若不善瞭解黃宗羲的民族大義,很容易變成自我迷失。不幸,有清一代,正是如此。

3.錯認小學為經學

        首先,是清廷的高壓,大興文字獄,使讀書人不敢議政,退回書齋,從事考據。戴東原以為「訓詁明則義理明」,而惠棟、錢大昕等更以為經學即是小學,於是埋首故紙堆中,作文字、聲韻、訓詁、校勘、輯佚、辨偽的工作,今人譽之為「客觀的認知精神」,足以補宋儒之不足(註8),亦有學者認為此即有類於西方之科學方法(註9)。其實相去極遠。西方之科學,在征服世界,壯志雄心,不亞於上帝,歌德喻之為「浮士德精神」(Faustian spirit),清代學者如何可以相比?戴東原寫《孟子字義疏證》,以情欲言理,以血氣心知言性,以照察言心,以身之所行言道(註10),雖然驚世,但可以說是全失宋明儒學之旨,造成義理上的倒退,使讀書人的精神樹立不起。此中功過,正須歷史的巨眼看透。所謂「客觀認知精神」,其實只是粗淺的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其核心觀念荀子早已言之。先儒亦早有抉擇,所以熊十力一看便知其謬(註11)。總之
,有清一代,讀書人大都無目標、無勇氣、無行動、無承擔,以致文化無力,矯枉過正,誤讀傳統;加上滿清政府閉關自守,不知天下已非昔日之天下,歷史已變,時代已遷,這樣之心態何能回應強敵扣關?

        當然,此中亦非無卓識之士,如龔定庵、魏源。前者已預感天下將變,經學家一味媚古無用,必須有新一代的學術應世,於是主張「自改革」(註12),窮則變,變則通,不可待形勢之轉;後者則留心時事、邊事,著有《海國圖志》、以警國人。他們兩人在某一程度上影響了晚清的洋務運動和康梁變法。

4.文化無力,民族迭遭挫折

        從全球文化互相推移、相摩相蕩的角度,清代無疑是落後者、停滯者,趕不上時代節拍。但正是這個時候,西方文化取得了突破。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生產模式,資本主義找到了它發展的動力。此即把知識轉化為技術,把技術作為生產引擎,驅動社會經濟發展。從技術到經濟,從經濟到政治,從政治到軍事,歐洲各國互相競爭;又利用其優勢向外掠奪資源和找尋市場,建立殖民地。從十七世紀起,世界面貌迅速改變,歐洲人成為世界統治者,但中國則仍在夢中,夜郎自大。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的面具被撕破,西方人發現這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古老帝國,於是呼嘯而至,連日本也不甘後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中國連場戰敗結果,不但失去話語權、自主權、和領土支配權,還變得非常自卑。亡國在即,中國讀書人當然不甘為奴,有志之士發出救國、自強、變法、革命的呼聲。

        歷史進程一波一波。在民族上,中國人當然知道要獨立、自強,但在文化上,卻明白自己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技術不如人、生產不如人、器械不如人,所以首先要開放技術、購買外國軍火、成立同文館、製造局、電報局、招商局、開煤礦、修鐵路、建海軍、新軍,以加強國力。這就是洋務運動。但甲午戰敗之後開始領悟這種「師夷人之長以制夷人」的策略不是辦法,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變成空想,於是再有康梁的變法。但在此之前先有太平天國之暴亂,以「上帝教」為號召,風擾十餘省,禍連十五年,雖被剿平,但清政府已元氣大傷。從本質上看,太平天國雖有排滿興漢的種族主義成分,但在文化上以西方基督教雜以中國民間信仰,又以「均田」理想來迷惑人心,更到處燒孔廟,壞佛寺,根本就是荒謬兒戲,而竟然能夠翻江倒海,足證滿清管治之腐敗,其亡有自。為了收拾殘局,康有為提倡變法。他以孔子為典範:孔子著《春秋》,便是為萬世改制立法。他講今文經學,以公羊學為圭臬,奉孔子為聖人、為教主,建議立孔教為國教。但由於康氏太自信、太固執、太空想、又不通世務,辛亥革命後還想利用孔教會來搞帝制復辟。如此無識,焉得不敗?說他是孔子信徒,恐有辱先賢。

        由於康氏言論、行徑太荒誕,於是引起古文學家章太炎和史學家錢穆的批評。章太炎支持孫中山革命、指出不須尊信孔教,只要「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註13),便可以保存國粹。所以他講國學,以中國之語言文字、歷史典章、人物事蹟為主,不尚空談。可惜他對國學的瞭解只能止此,不能翻上一層以見國學之精神,全體大用,以致力量不足,對現實問題解決無方。錢穆則從歷史溯源,指出清儒分今文古文之妄,漢人守家法之實,進而破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向壁虛構(註14)。以史明經,感情豐富,但亦有人以為錢先生之史學不夠客觀。他著《國史大綱》,便惹來這樣的批評,其實這正是當時新型知識分子欠缺自信的表現。總之,在西方的進迫下,中國讀書人全線崩潰,只好全盤西化了。

5.反儒、反孔,中國民族獨立的代價

        這說明甚麼?說明東西文化碰撞的時候,中國恰處淒迷期、停滯期,舊傷未癒,新愁又來。對於這個從西方渡海而來的「他者」(otherness),實在不認識。它出於我們原來的「天下」的格局以外,它的「船堅炮利」,使我們無法招架。自大變成自卑,自卑變成崇洋。愈崇洋就愈覺得自己的文化一無可取,把所有的失敗都歸罪到它的頭上。清初的反理學,到民國初年的反傳統,在心理上其實一致。不過這一次,是更徹底了,因為前來叫陣的西方文化,比滿清強大得多。

        這就是「五四」的文化運動。它最先出於愛國,但不久轉為對傳統文化的攻擊,既反儒,亦反孔。例如陳獨秀認為:儒家的「三綱」,是把人訓練成奴隸:若「君為臣綱」,臣子便沒有獨立人格;「父為子綱」,兒子便不能有自己思想;若「夫為妻綱」,妻子便失去了自由(註15)。魯迅則認為:中國書最好不要讀,因為中國經典篇篇都從字縫中透出「吃人」這兩個字;中國禮教都是吃人的,所以讀書只可讀外國書(註16)。胡適則認為:中國的經史只能算是「國故」,即過去之物,成為一堆材料;若還有用,便須依西方的學術標準來「重估」(註17)。傅斯年、羅家倫等亦有相類似講法。至於錢玄同,則更激烈,說要廢除中國文字,因為中國文字難讀,「不便於識,不便於寫……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註18)。瞿秋白詆毀漢字,說它是「十惡不赦的、混蛋的野蠻文字」(註19);魯迅更悍然宣佈:「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註20)真是顛倒之極,而且思想錯亂。他們這些人都飽讀詩書,但由於中國現實上的失敗,便遷怒於自己的文化;無能認識自己文字的優美,反而以現實上的、使用上的技術因素,如書寫、印刷、傳送的不便,來削足適履。這不是很奇怪嗎?

        「五四」之後,反傳統、反儒之風愈演愈烈。不久,由於日本侵略,中國人必須團結抗戰,李澤厚所謂「救亡取代啟蒙」,大家暫時把文化問題放下。國難當前,必須先救國。國共兩黨放下宿怨,一致對外。但從歷史的進程而言,已很明白中國的命運必須改造:中國要獨立,民族要解放。這是歷史主題,亦即歷史的主旋律,最後誰能掌握?是毛澤東,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這一個主題上,所以抗戰之後,繼續革命,直到1949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註21)

        可惜,民族獨立,拿甚麼來支持?西方文化嗎?科學嗎?民主嗎?資本主義嗎?社會主義嗎?國家主義嗎?這些路,基本上都走過了;或者,親眼看到別人也走過了,也掉下去了。建國六十年,前三十年為了鞏固政權,不斷進行政治運動。每一次都是一分為二,從內部找尋敵人,作階級鬥爭。表面上是清除封建文化餘毒,結果人與人之間最寶貴的親情、人情、友情、愛情,乃至歷史文化之情,都沒有了,中國文化成為犧牲品。人,當然也成為犧牲品。這種史無前例的鬥爭方式,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達到了高峰。借古諷今,孔子成為千古罪人,儒學被連根拔起(註22)。至此,中國革命之路已盡,經濟陷於崩潰,文化淪為赤貧。一百多年來,無數讀書人、革命先烈,難道就是為了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嗎?四面不著,功在何處?所以鄧小平不能不開放,不能不毅然逆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轉為務實,歡迎外國投資,引進技術,壓抑了幾十年的生產力一下爆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如今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

6.孔子撥亂反正的啟示

        不過,這又如何?改革開放只局限於經濟,社會面貌的改善只限於物質,同時,追隨西方的商業模式、消費模式、市場導向,卻沒有西方的法制和倫理,結果就是重關係、重權力,造成官場腐敗。同時由於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約制,人們連起碼的道德觀念也沒有了,大家都向錢看,變得非常現實、非常功利,也非常醜惡。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把儒學從人們的頭腦裡連根拔起,那麼改革開放卻把儒學從人們的生活習慣裡連根拔起。沒有任何道德、人格、修養的防線,整個社會從世俗走向庸俗,又從庸俗走向低俗。只有動物式的本能滿足,沒有更高尚的精神價值的追求,中國數千年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經過一百多年的磨損又磨損,恐怕是蕩然無存了。

        為甚麼不返回自己的文化,重建「禮義之邦」呢?孔子當年就是有感於禮崩樂壞,才奮起奔走,以求撥亂反正。他的貢獻,不在功業,而在文化與教育。他對「六藝」的整理,成為「六經」,為人人所必學。司馬遷推之為「至聖」(註23),因為那關乎每一個生命的成長、挺立,亦為人邁向理想世界的根基。我想,只有經歷過無數憂患的人,像中國歷代的仁人志士,才明白它的可貴吧。

未完待續

 
註1 此據顧炎武說。原文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卷13,〈正始〉條)。
註2 見《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
註3 《文定後集》卷三。此從錢穆《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1986年,中華書局,頁30轉引。
註4 見《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原文是「理學者經學也」。又: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註5 見《南雷詩文集》上冊,頁300,330,《黃宗羲全冊》卷10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註6 見亭林《音學五書》〈答李子德書〉。
註7 以上見黃宗羲《明夷代訪錄》〈原君〉、〈原法〉二篇。
註8 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
註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註10 見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言理、性、道諸條。
註11 參看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二。
註12 見龔定庵《箸議》〈第七勸豫〉。
註13 見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辭》。
註14 見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錢氏於此文中舉出康氏《新學偽經考》不可通之處有二十八端。
註15 見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2卷3號,1916年11月。
註16 1925年,《京報副刊》曾以「青年人必讀書」為題,請當時幾位國學大家開列書單。魯迅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又:《狂人日記》。
註17 見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7卷1號,1919年12月。
註18 見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4卷4號,1918年。
註19 見瞿白秋《瞿白秋文集》卷七,〈大眾文藝的問題〉,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888。
註20 此語網上盛傳為魯迅逝世前所說,然不見於《全集》,姑引之,待考。然魯迅謂「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關於新文字〉,《魯迅全集》卷六,頁160;又云:「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漢字和拉丁化〉,同上卷,頁577,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已可見其態度。
註21 以上論述,参看霍韜晦《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一書,2009年,法住出版社。
註22 參看霍韜晦《神州六十年》一書所寫的前序,2009年,法住出版社。並以〈痛苦不要白挨〉題發表於《法燈》第327期,2010年6月。
註23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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