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學與世界各大文化的分立

霍韜晦

(原刊《法燈》407期,201651日)  

        放眼世界,人類歷史五千年,蜿蜒曲折,匯川成河,浩浩蕩蕩,不過四大巨流,分據地球各方。從內容及其所造之境上看,亦各有所強。為便於分別,我擬以四語括之:

一、強於理性(Reason)

        此指今日在全球領先的西方傳統,自十五世紀起,知識理性、科學理性、啟蒙理性、工具理性,更迭而出,逐步影響世界;到今日更聚焦於技術理性:生產、管理、推銷、傳播,無一不是藉最新的技術帶領。市場瞬息萬變,新產品風起雲湧,消費者目瞪口呆。許多人認為:理性是現代文明的締造者,其他各地只能亦步亦趨。由歐洲至美國,五百年間,登上高峰;如今霸權在握,萬國俯首,究竟是福是禍?正要好好檢討。不過,即是成功,若究其始,則是源於古希臘的理性精神,最先並非用於產品製造,而是作為一個社會公民,其行為的合理性和正確性。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意思是:人的道德行為必須經過理性的檢查,給出定義,纔有根據,而為大家所遵守。由此開啟希臘人的思想,沿此前進,智者迭出。這是理性的邏輯,也是理性活動的第一波。此後羅馬人把理性移向宗教,論證上帝的存在;移向法制,建立了羅馬的盛世;然後移向觀察自然世界,尋求事物的真相,反省知識建立的原理,擴大了理性活動的領域,但亦把理性更投擲於外,「上窮碧落下黃泉」,領域無限擴大,最後還是迷失。總之人類進入科學時代,但動而愈出,往而不返,結果人遺忘了自己,不知自己是誰。

        這是一種二分法:能知與所知永遠對立。儘管觀察的技術不斷突破,但客體永在我們的知識之外。康德(Kant)已經指出「物自身」不可知,波普爾(Karl Popper)也說科學知識的真正性質在「可被證偽」,而非「可被證真」。正是這種思考,使得科學知識的探索永遠落在過程,永遠有它的不確定性。這樣,理性有何用呢?除不斷躁動之外,能安頓人的內心嗎?

        再從理性的運作而言,理性活動須選擇起點。角度不同、立場不同、取向不同、經歷不同,便可以有不同的發現和隔閡。例如談知識的起源,便有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立;談本體存在,也有一元、二元、多元的區分;即使講科學,也要在自然科學之外另立人文科學的領域;至於談社會、談人生、談語言、談藝術、談心理,就更複雜了,每一類目都有很多流派,更不要說政治、經濟、宗教、文化、體育、娛樂、傳媒了。這是個不斷分裂、分化、分離、分散的世界,即使在物理上找到原子、分子、單子、電子、質子、量子……也不是最後的個體,何況民族?何況家庭?何況黨派?何況聯盟?全部都會分崩離析,如何整合?如何統一?如何相應?如何承認別人的價值?正如被奉為普世價值的民主制度,一直被宣傳為理性,主張通過談判、包容、妥協來建立共識,解決紛爭,但事實上連行了二三百年的英美,也有蘇格蘭醞釀獨立和民主、共和兩黨惡鬥,更不要說亞洲、美洲、非洲的新興國家了。大家都要爭取自己的利益,理性淪為工具。

        這就是理性之坎。區分到最後,界線還是無法打破,自我始終如魔,無人幫助你。所以在社會上,就出現許多孤獨的靈魂,顛連無告。每個人都獨對世界,非常恐懼;每個人都想利用自己僅有的權力,謀取更多的利益。表面上人人自由,實質上每個人的生存空間都受到擠壓。用理性構築的社會引發更多的爭吵。是非不斷,訴訟不斷。誰也不願意吃虧,公平就在爭吵中消逝。

二、强於信仰(Faith)

        此指今日流行於西方的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回教,都是起源於希伯來文化,由對上帝的信仰而逐步開出。從猶太教相信有一個絕對的與眾不同的「他者」(The other),擁有至高無上的創造力,人對之必須絕對服從,否則人會受難、得到懲罰開始,到基督教展現耶穌的慈愛,到處行善,並以鮮活的語言啟發人從內心認識上帝,更要忠告世人必須懺悔因自身之障礙而不認識上帝,乃至背逆上帝之罪。但人實在太容易迷失了,往往錯認,使神的形象世俗化,其實是人的精神墮落,所以回教繼起,主張必須捨棄一切以建立對神的忠貞。神是不可見的、絕對威嚴的、絕對神聖的,祂的話語(《可蘭經》),人必須絕對聽從,完全屈身在祂之前,必要時更要為之進行「聖戰」(Jihad),這纔是一個穆斯林(Muslim)、回教教徒應有的表現。這三個宗教,從歷史的發展上看,一脈相承:從最先的一神信仰到最後對絕對神祗的回歸,從起點到終點,恰巧是一個循環。它的價值,充分說明人有神聖化自己的需求,值得放下一切世俗價值來完成它,包括犧牲自己。這也就是近年回教原教旨主義興起的原因。西方的世俗化國家很可能不了解:為甚麽會有如此強烈的信仰?從理性角度,人可以還有其他選擇;只要不衝突,人可以兼享世俗生活,甚至以世俗生活的成就來顯示對上帝的奉獻,彰顯上帝的偉大。基督新教就是如此,所以他們勤懇工作,創造財富,韋伯(Max Weber)還說:他們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個力量。

        從世俗主義(Secularism)出發,理性與信仰可以相輔而行,只要訂出制度,政教分離, 政府可以不管人民的信仰。但由於兩者缺乏通路,如何相處便成為當代社會的難題。

三、强於解脫(Moksha)

        信仰的另一形態從印度大陸孕育,他們雖亦相信神,或梵天(Braman),但更相信有豐富修行經驗,能夠成功地從人世中解脫,超越一切障礙的聖者或智者。他們是修行者的典範,已經成就了最高的人格。其中一位的名字也許可以被稱為「佛陀」(Buddha)或「大雄」(Mahavira)。幸福不是出於神的賞賜,而是人自身不斷克服自己的慾望和心理障礙的結果。在這裡有兩點意思突顯出來:(一)人的修行意志無比強大,在漫長的輪迴歲月中,逐步超升,一切外在的困難都不是困難,一切外在的誘惑都無能誘惑;(二)修行的關鍵在化解自身的障礙,這就需要有方法。所謂「多聞熏習,如理作意」,循序漸進,這就有一個道理作根據,稱為「法」(Dharma)。依「法」而行,方能抵達彼岸。這就減弱了佛的主宰性。佛只是「天人師」,而非創造主。信徒對佛的崇拜,是崇拜其解脫意志,艱苦卓絕,足以使人肅然起敬,而奮起追隨。另一方面,則是佛陀對其弟子的多方引導,心無疲厭而生起感激心、依賴心,知道一切世俗價值都是障礙我們上進之魔,由自身的妄執而起,必須如法觀空以化解之。這是一種逆反本能、慾望之思路,與中國的老子近似,而釜底抽薪,更見徹底。他們提煉出種種思考、種種方法,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用在這一方面;輕視現實,只求使精神無限的超升,所以在人類文化中形成了一道特異的風景:當我們遇到這種文化的時候,不免反省:生命究竟在忙些甚麼?當大家都在攫取財富、攫取權力、攫取聲譽、攫取身份的時候,印度的修行者竟然能夠抽身而出,視王侯如糞土。究竟他們安身立命的足跡在哪裡?相信唯有超越一切纔能明白一切,唯有置身於無蹤跡處纔看到自己的承擔。

        這樣的一支文化也許太高、太遠,但當人在世俗的價值中沉迷的時候,它卻是最好的清涼劑吧。

四、强於性情

        理性和信仰都是向外尋覓,順自己的需要而趨。有沒有一支文化是回顧自身,審視自己,從內裡找尋人類的文化活動、理想追求的根基的呢?幸福畢竟是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屈從物理、生理、心理、制度、規矩、環境、風俗、習慣。人應該有選擇能力,而且知道如何選擇纔是正道。儘管艱難,但人有良知、有勇氣、有思考、有辦法、有創新,終必成長,克服一切險阻,從內裡產生信心。

        這樣的一支文化其實就是中國文化。五千年來,勤勤懇懇,踏踏實實,不怨天,不尤人,唯知自盡其力,自修其身。國家有難,則起而擔當,「與子同袍」。這不是制度,而是守護自己的傳統。古人開國不易,單靠制度不能長久。周文那麼美善,但到後來也會禮崩樂壞。孔子起而撥亂反正,他有甚麼辦法?經過反省,他深刻地認識到禮樂不能只重形式,還要有性情來充實它。性情不從外來,孔子發現,那正是我們內心之「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關鍵在進行社會文化活動,乃至與人交往時,必須有真情實感。單講形式,就會掩蓋,巧言令色,便很虛假。所以人必須真誠面對自己,不逃避、不文飾,纔能不遷怒、不貳過,成為君子。這是一套「為仁由己」的學問,而且不是知識的進路,而是實踐、感受、體會的進路。我把這個稱為「性情學」,「學」不是知識,「性情」也不是一個概念,所以和西方的理性方法不同。

        人的存在是「性」。人非草木,更非純然的物理結構,他有「情」,「情」便是一種自我要求超越目前自己格局之心。他要關注別人、關注環境,更要突破自己、成長自己、完善自己。所以「情」是不忍、「情」是動力、「情」是付出、「情」是承擔。它要打通生命與生命、生命與環境、生命與理想的隔閡。它接到信息,便會躍然而出,所以《易 · 繫辭》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通,就是性情的具體表現。我們生命中的「情」要通向人、通向地、通向天、通向理想、通向未來。

        這樣的一支文化,可以說,非其他民族、其他地區所有,但卻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國學,是不是要從這裡開展呢?

        孔子為了確立和完成他的使命,在提出對「仁」的體認之外,也設計和整理了「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雖說「述而不作」,但集合起來就成為一套非常完整的性情學教科書,鞭辟入裡,非常重要,後世將之提升為「六經」。可惜今天破碎為一大堆名相,生命力黯然。

        若再從世界文化的佈局,孔子的人格教育似乎只是其中一支,但若知一切文化不離人自身的追求,或相信理性,或相信上帝,或相信智者,都是出自人內心的一念嚮往。源頭活水,只是流向不同。這樣,天下文化就可以相通,不必相殘了。

        中國的國學,也就可以變為天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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