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與開新

霍韜晦

(原刊《法燈》343•344期,1121)

踏進二○一一年,世界局勢並未帶來新希望。首先,經濟問題仍然嚴重:美國雖然暫時穩定下來,許多金融機構已恢復盈利,但這並非表示○八年的金融海嘯已經完全過去,其振盪的餘波仍在,而且隨時有可能捲土重來。為甚麼?因為美國人的消費習慣並未改變。依據凱恩斯理論,人民若無錢消費則由政府進行赤字預算,提供工作機會,但可惜財政赤字在剛過去的年度已達1.4萬億美元,而總欠債則已累積至十四萬億美元,失業率卻仍然高企,近10%。沒有辦法,美國唯有發行「量化寬鬆」政策,第一期投下二萬億,第二期投下六千億(美元),以助長消費。這些錢從何而來?唯有開動印刷機。這種做法,根本沒有正視問題,長遠言,必引起通脹,美元亦會崩潰,但短期內將由炒家轉至外國去,流入新興國家(包括香港),剌激當地股市,引起物價上升。難怪有識之士都認為美國十分自私,不負責任。

歐洲方面,大部分國家都是債務沉重,稅率高、福利高、勞動市場嚴峻,導致生產成本高企,冰島在前,希臘繼踵,最近則是西班牙、意大利,即使歐盟龍頭德國和法國也不見得好。債務重,無法減稅,又無法降低福利開支(這已變成政治問題),經濟引擎如何發動?

由此可見,西方國家的經濟問題是積習所致,制度、福利、勞工法例、生活質素、消費習慣……環環相扣,無法解開。因為牽一髮即動全身,無論採取史密斯或凱恩斯理論,都不能相顧。難怪有人推崇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索性以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

但中國的做法也不是純中國式的,那只是鄧小平式的現實。今日能掌握機會,並不等如有歷史遠見。講到底,這是文化問題。西方社會走到此步,完全與其長期以來所採取的思維方式有關。西方人的思維,是外向型的,只及於事而不達於心;發生問題只想在操作上、法例上解決,而不是更深入到人心上來。他們以為:只要有完善的規定,做起事就會順暢,卻不知道人心攻鑽,根本無法規範。放過了對人內心世界的處理(教育),光著眼於事,就等如審判謀殺案沒有抓到元凶。

西方社會崇尚民主,但在民主制度實施了兩百年後,已成強弩之末。它為了彰顯社會的公義,強調人權,但人權同時對人性之私加以肯定,於是使得這一個概念非常夾雜。結果非常弔詭,反而出現許多不公義的事件,如次貸事件的發生,引爆金融海嘯就是一例。政治選舉之鬧劇,更令人不欲觀之。可見民主制度已有不足,必須加以反省,以提升其質素。(有關民主的優缺點,我論之已多,此處不贅,讀者請參閱拙著《新時代•新動向》一書

時代需要新思想,新思想的創發需要思想家。可惜思想家難產,在今天知識分類如此細緻的時代只有專家。專家一門深入,很難出入多門,為自重身份,也不敢越界說話。唯有公共事務,人人參與,所以只可作公共知識分子。但公共知識分子只憑其社會常識發言,對人類思想的核心與各大文化的縱橫交錯往往一知半解,何能切中要害?再進一步,這也不是知識的多寡問題,而是識見和洞察力的問題,一般專家只具備某一領域的知識,不一定有思維能力上的訓練;離開了自己的專業,就如聾如盲。(附及一言:香港教統局近年推動通識教育,便很有時代眼光。不過前無所承,後無所歸,匆遽推行,有待改善

思想家是整體思維的,也是貫通思維的,由一點可以通向世界,見微可以知著,通體達用,而且有層次,允許各種不同角度,通向不同領域,知道如何由平面上升到立體,由有限進入無限……

在思考過程中,思想家的思維活動又是非常嚴密的,概念與概念的連結有邏輯性、有相關性、有變動性、有發展性、有可說性、有不可說性……區分很清晰,但又可以統合為一。能分能合,能上能下,能近能遠,能正能反,於是可以遊於思想之海,無遠不屆。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歷史、宗教、藝術、科學,都可以成為思維的對象。

這是思想的提升,也是思維世界的擴大,只要你有此興趣、有此訓練,人人都可以成為思想家。

思想家多了,新思想自然會出現。

所謂成全與開新,就是要面對現實上的困難,如《老子》所說:「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只有成全弱者,從整體出發,社會纔能開新。

* 原刊《法燈》343•344期,二○一一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