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有優質民主嗎?
──民主路向反思之二

霍韜晦

(原刊《法燈》338期,1081)

這十多年來,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可以有優質民主嗎,在我們這個社會?民主無疑是大數人的選擇,但歷史多番實現的結果,無論是古希臘蘇格拉底時期的雅典民主政制,還是近現代歐亞各國的民主制度,都可以看出它並不保證社會逐步走向完善。反之,是整體質素逐步下降。誠然,社會質素下降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民主政制對此無力,則彰彰明甚。

那麼,我們還要民主來幹甚麼?

居此世紀之交、人類文明響起警號之際,我認為必須有超前性的思考。尤其是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索空間。處理得宜,前景廣濶;打破困局,啟示未來,其意義絕非局限於香港一地。問題是:香港人有此慧解嗎?有此魄力嗎?

首先,我們為甚麼要民主?現代民主勝於希臘的古典民主,不但在設計上突破了希臘的選民資格(即只有雅典公民,約佔當時全體人口的十分之一),達於全民普選,更重要的是這種普選制度體現了兩大價值:自由和平等。這是現代民主之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等人的共同發現,也是法國大革命中最動人的口號中的兩個。洛克設想人類在未有政府管轄,亦即未進入文明社會之前,是處於一種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在這樣的狀態中,沒有人可以剝奪別人的自由,也沒有人可以製造出不平等的關係。這也就是說,人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此一觀念即成為後世人權(human rights)和產權(property rights)的濫觴。為了保證人的自然權利不受侵害,所以有必要選託一些人來負責此事,這便是政府的產生。政府是我們選託出來的,所以主權永遠在民。孟德斯鳩發展了洛克的理論,提出政府的組織必須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使權力不可集中和濫用。現代民主政制的格局至此形成。

普選與分權,是民主政制的兩大基石。前者體現平等之人權,後者防止權力濫用。而個體之自由,則涵薀在人權中,通過個體之選擇(投票)來展現之,於是平等和自由,即合而為一。所以,我們為甚麼要民主?就是因為民主能同時彰顯兩大價值,符合生命的深度要求。

容我再說一遍:自由與平等,這是生命的深度要求。洛克將之理解為自然狀態,太概念化了,也太外在化了,既不符合歷史,亦不了解生命,更不明白文明向前發展之根;一味向外找尋,在現實環境的糾結中想辦法,那只是以楔出楔,終無了期。我們必須明白:生命是靠價值來挺立的。此義唯有人類知之,因為只有人類纔有思考能力,也只有人類纔會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生存價值。民主不一定可以促進人類的思考,但可以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間,從反面掃除成長的障礙,這正是民主的好處。至於能否深入,則在乎其人。

由此可知,民主把平等和自由合而為一,平等只是虛說,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是自由。民主賦自由以權利,並保障此權利,終而發展為「權利優先於善」的說法;權利第一,價值第二。當代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如羅爾斯(J. Rawls),即大力鼓吹這一看法,面對不同的衝突、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先把價值判斷懸空,然後依法律判決權益誰屬。這一觀點其實自戰後已影響美國的司法界,在沈度爾(M. J. Sandel)《民主之不滿》(Democracy’s Discontent, 1996)一書中,列舉了好些案例,證明權利不只優先於善,而是不須考慮善。案件一旦涉及價值或善的觀念的爭執,法律必須嚴守中立。

我記得若干年前,美國曾發生一宗休班警員捉賊的案件,該警員不但沒有獲得法庭嘉許,反而被認為他當時正在休班,捉賊不是他的責任;也就是說,他無權捉賊。權力優先於善,不只美國,加拿大亦然。據說加拿大人自願吸毒,官方也要尊重,不會直接勸喻他,而只能在公眾地方展示戒毒資訊。工作人員不可主動推薦,只能被動地介紹戒毒途徑。原來人有墮落的權利(自由),旁人,包括政府,都沒有辦法。

人權觀念的泛濫,已危及當今社會。建基於人權的民主政制,對此只有屈從,毫無辦法,於此可見民主政制的不足。社會質素的下降雖非由民主政制負責,但民主政制對此不但無力挽救,反而為其提供了藏身之所。

有人認為這是現代性問題:自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 1469-1527)起,政治就排除道德,民主政治所宣揚的自由和平等,最終構成了一切人在權利上無差別而又自以為是的現代社會。一切都拉平:一切人平等、一切權利平等、一切選擇平等、一切價值平等。正因為如此平等,所以人人自由,沒有高低之分、沒有賢愚之別、沒有所謂好壞,也沒有所謂美醜,價值全是個人選擇 ,亦有人預言人類最終將走向成為一個「普世無差別之國」(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法人Kojeve語)。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指出:現代性意味著人類危機,真正自由的人今天最緊迫的責任就是要全力對抗這種墮落的自由主義。 

問題至此已非常清楚:民主不具備提升人類社會質素的能力,決策訴諸群眾品味。但提升群眾品味卻無方,那怎麼辦?我相信只有在民主元素中加進價值元素,重新檢視民主政制的目的,它要實現甚麼價值?還是它只是一個機制:在保護人的權利不受侵害時又防止權力的濫用?如果民主只有消極意義而沒有積極的嚮往,那麼它如何保證社會的質素不會向下沉?換言之,我們可以有優質民主嗎?當人使用自己的權利,也就是自己的自由的時候,可以有更高的理解,超乎自己利益的選擇嗎?古人追求精神之上升與現代之大眾口味可以結合嗎?

* 原刊《法燈》338期,二○一○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