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後」社會抗爭的啟示──深層文化必須改弦易轍

霍韜晦

(原刊《法燈》332期,10年2月1日)

踏進二○一○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正鬧得如火如荼,大家還在瞪眼細看之際,突然闖進香港人視域,並立即成為熾熱的社會議題的,卻是「八十後」新青年的橫空出世。他們參與反高鐵,但所用的手段並非傳統的示威,或衝擊政府建築物,反而以廿六步一拜的悲情方式傳遞出更震動人心的思考。傳媒、學者、政府、市民都議論紛紛,不明白他們從何冒起?受誰人煽動?最後的目標是甚麼?據傳媒報導:他們之間似乎也沒有一致的理念和態度,各說各話,誰也不代表誰。難怪傳媒說他們「來無影、去無踪」,一如沙灘上的腳印,海浪過後,便找不到踪影。他們真的那麼神秘嗎?

其實所謂「八十後」,是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人,他們受惠於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普及政策,許多人都有機會上大學,甚至擁有較高學位;不像他們的父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需要在艱難的戰後日子中掙扎。但幸運的一面是另一種不幸的開始:由於社會體制日漸規範,遊戲規則掌握在大財團手裡,他們踏進社會後,能發揮的空間很小,被壓縮在低收入階層,內心累積很多不滿。眼看香港的經濟是發展了,物質是富裕了,但他們擁有甚麼?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也好,作為中國對外交流互動的渠道也好,和他們沒有甚麼關係,反而他們熟悉的香港變得很快,許多古老建築被拆卸、恬靜的新界田園變為都市,使他們僅有的記憶也在消逝,感情無處寄託。他們若不向下沉淪麻醉自己、或庸俗化自己,就只有站出來向社會說「不」。亦只有這樣,他們纔能找回自己的存在空間。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他們所餘下的、社會給予他們的唯一的權利,用以反抗,否則他們將鬱悶至死。

所以,不要問他們為甚麼。他們在參與各種抗爭之前,並沒有深思熟慮,也沒有詳細計劃,更沒有政治目的。他們串連而來,似乎有某種組織,其實只是通過互聯網的即興集結。正如一個被訪者說,他只是對政府的強權手法看不過眼,另一個則同情菜園村原居民的家園被毀。可見「八十後」的內心潛伏著太多的不滿,高鐵事件只是導火線。所以嚴格言,不是高鐵耗費巨資問題、不是咨詢程序不足問題、也不是抗拒與中國的融合問題,這些都是藉口。沒有高鐵,其他事件(例如皇后碼頭的保育行動)也一樣可以爆發出火花。他們隨時都可以挺身而出,但絕非求取同情。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也不求人了解,很有尊嚴,很有個性。在這一點,你可以說他們很自我,因為他們反的,只是強權,或加於他們身上的價值觀;他們要的,只是自由。

自由是受壓迫者的呼聲。「八十後」青年雖非明顯受壓,但精神上卻很苦悶,不知出路何在?上一代雖然給他們提供了舒適的生活環境,甚至賴以維生的工作,但卻不一定符合他們的選擇;更重要的是精神沒有出路,人生沒有方向。社會已經完全功利化,工作只問回報、不問意義,使原來在成長過程中享受過充分「自由」的「八十後」,在進入社會後如何適應?少年時候的夢想與現實的差距那樣大,還能挺住的已是萬幸。魯迅曾經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記念劉和珍君〉)。這兩句話,用來寫照「八十後」,也很恰當。

由此可見,關鍵在成長過程中青少年缺乏關懷、缺乏性情教育和愛的教育。現代的學校雖多,但只是按社會的需要而設計,而不是按青少年的成長來設計。成年人無疑是安排了他們的出路,但並未考慮及他們的意願,也不了解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如何可被引導,或如何可被開發理想。沒有更高的嚮往,難怪青少年徬徨。這種無助,更加強了他們對上一代人灌輸給他們的價值觀的反感。

價值觀其實不是通過概念,將之視為一種知識形式來傳授的,權威主義的教導更失敗,只有讓青少年抗拒。由於價值觀的教導不得其法,更由於二十世紀價值理性的崩潰,許多人都受過意識形態恣虐之苦,於是把人生的價值觀混同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不惜「斬腳趾避沙蟲」,與汝偕亡。價值觀念索性從教育內容上絕跡,從小一入學到大學畢業還不知理想為何物,造成空有知識而無思想的怪胎,難怪被上一代人視為不知長進。

這其實不是「八十後」或「九十後」的錯,而是成年人只交給下一代人一個功利社會的惡果。你只交給他們一種價值,但這種價值絕對違反生命的上進之情。「八十後」以其自然之純真反抗,在這一點上很合理,只可惜其「情」找不到更好的寄託,只好藉社會的不公義來發揮。所以,只要成年人的世界或已深陷泥足的功利社會還是如此的令人失望,「八十後」的行動還會來,「九十後」也會接棒,今後香港的社會問題不會減輕。唯一的方法,是從速正視教育的偏差,挽救功利社會的下沉,消除成年人所造成的消費社會的虛假,真誠的面對人生,纔能挽救。

那就是「八十後」的社會抗爭的啟示,深層文化必須改弦易轍。願政府有根本性的覺悟!

* 原刊《法燈》332期,二○一○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