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不要白挨──神州六十年回眸

霍韜晦

(原刊《法燈》327期,09年9月10日)

 

神州六十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六十年,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

這一段歷史不簡單:這是一個民族如何落陷至低谷,甚至絕境,然後又重新奮發,掙扎向上;這其中必有一種生命力、一種精神,使其不死。世界上有許多民族,也曾創出一段輝煌,如埃及的金字塔、瑪耶的絕頂祭壇,但在受到衝擊之後,恍如中蠱,就此退出歷史舞台。殘存的古蹟,在落日中讓人憑弔。但中國並非如此,這六十年,她一方面承接自晚清以來的積弱,生產落後、思想封閉,受盡列強欺侮,亡國在即;一方面繼武孫中山的革命,重新建國,以求獨立,列強平等待我。任務艱巨,但卻是百年主題,也是中國必須積極面對的命運,起死回生,現在我們做到了。

中國為甚麼會遭此巨變?也許會令人不平。從歷史觀點,其源可以溯至三千年前的文化開國。當時中國人崇尚禮樂,講君子修養,重視人倫秩序,道德居先而以性情為本。西方人則不然,西方人自希臘文明始,即重視數理,講客觀規範、社會組織,知識居先而以理性為本。經過漫長的積澱和演進,西方人已經產生科學,技術上也有了第二波的突破(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增,連政治制度也作出了顛覆性的改構(民主),而中國還停留在第一波那裡,這不是太故步自封了嗎?因此,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首先以軍艦來扣門,滿清政府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當時我們根本無法認識這個與我們異質的西方文化;難怪李鴻章說:這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顯示了我們對世界的無知。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已經落後,怎能抵抗西方人的侵略呢?唯有全民覺醒,奮起反抗,纔有生機。這就是百年主題,中華民族在生死之際所發出的呼聲。誰也不能抗拒,誰也不能自外。

正是由於這一歷史主題是如此鮮明、如此有力,所以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雖然成功,但其後繼起的國民黨卻未能完成這一使命,反而陷進軍閥割據、連年內戰之中,讓人民失望,終於引致日本人乘虛入侵,爆發八年抗戰。這八年,中國人固然敵愾同仇,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抗戰勝利,人心思復,國民政府又未能掌握機會,先安頓民心,和平建國,反而加強內戰,終於失去大陸,侷處海外孤島。歷史已矣,只能悔罪。國共內鬥的歷史雖然慘烈,但大勢就是如此,它代表著歷史主題的衝刺,誰能逆轉?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句話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是百年主題的真實展現。不讀歷史的人,或者對民族苦難感受不深的人,是不知道這句話的分量的;唯有經過時代的烙印,纔會從心裡湧出熱淚。

不過,歷史雖有大勢,卻並非沒有跌宕。因為歷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其局限。人生的路和民族革命的路能走下去,還要與其思想、智慧、道德修養、歷史遠見共始終。這是人的質素問題,也是對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問題:誰能明白中國人的追求?誰能知道歷史要往何處去?當人迷惑,為自己的驕傲所阻,為自己的私心所累,為自己的無明所隔,就會走入誤區,真假難分、正邪難辨。建國之初,形勢一片大好,許多人對中國都懷抱希望,許多海外華人都紛紛回國參加建設,一腔熱血都是為了民族的新生。百年主題就是百年的期望;卻不知道中國在民族主義之外,還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所以建國之後,還不能和平,還要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戰,還要和中國傳統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鬥爭,同時確立以共產黨為領導的國家新體制。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毛澤東認為:必須不斷進行整風,由黨內到黨外,全國上下,都要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例如五十年代除抗美援朝戰爭之外,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分別清算了地主和資本家,然後是反右派,清算知識分子(五七年);跟著樹起三面紅旗,提出總路線、成立人民公社、搞大躍進,於是「土法煉鋼」、「畝產萬斤」、「十五年超英趕美」等等左傾空想冒進口號傳遍全國(五八年),所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毛澤東《滿江紅》詞),終於造成空前大飢荒。毛澤東不得已讓出國家主席之位,由劉少奇收拾殘局,允許農民有自留地。這已經是六十年代初了,但不數年,喘息方定,又再發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一方面從文藝、戲劇界布局,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方面從政治路線出發,批判黨內的「走資派」、「當權派」,進而反帝、反修,最後合流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心動魄的、荒誕的「文化大革命」(六七年),株連廣大,受辱和受害的都是老革命、老幹部、和一直忠心追隨的知識分子、學者和文化人,如吳晗、翦伯贊、鄧拓、廖沫沙、老舍、傅雷……等,都受不住批鬥,無法自解而自殺。運動狂飇,最後更藉批孔而批林,連鄧小平、彭真、陳毅、賀龍、羅瑞卿等開國元勛也不能免禍,劉少奇則更被鬥爭至死。局外人也許永遠不知道真相,文革十年,中國肯定元氣大傷。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建國三十年,鬥爭不斷,顯然並未讓人民享受到革命勝利的果實,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樣受折磨。

《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飇,隨著毛澤東的逝世,歷史必須再回到它原來的軌道。鄧小平復出,決定開放改革(七九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於是有中外合資企業、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的出現,政府則放權讓利,加以扶持。國企為了生存,亦走向市場化,甚至改組,不再與政府相連。但由於缺乏制約,這些改組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因人成事的現象非常普遍。但大體而言,是重新接受資本主義的經營模式,而把它放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之下。雖然在觀念上有點矛盾,但在鄧小平實事求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態度下,的確能讓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現在,改革開放又三十年,成果有目共睹。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出口產品遍於全球,累積的外滙儲備達二萬億美元,世界第一,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真是時移勢易,美國反而深受金融海嘯和出兵伊拉克的困擾,泥足深陷,霸權沒落。許多人相信:再過十年,中國的國力就會超過美國。百年來的掙扎、起伏,終於有了成果。

但是,這只是指經濟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我們卻距我們努力的初心甚遠。我們原來是為民族的獨立而奮鬥,而不只是為了改善生活。若為了享受物質而出賣靈魂,則愈多的財富只有讓我們解體更快。除非把財富轉化為更高的價值,回歸人生,重建人間的溫暖,否則一切外在的追求都會使我們落入冷酷與虛無。難道這就是我們百年來的追求嗎?

其實,從大文化、大歷史的角度,人類自軸心時代以來,至今已二千餘年。聖人已遠,但他們所開創的文明卻帶領人們越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壑。如今,是他們會合的時候了,但也是他們能否虛心聆聽對方以面對一個全球災難的時候。西方霸權殞落,正象徵她的文化已經亢龍有悔,理性優位的文化已經墮落。我覺得歷史正給予中國一個機會,而不只是經濟發展。但中國能掌握這個機會嗎?建國六十年了,經歷了許多曲折,能讓我們的性情文化重光嗎?能讓中國民族回復她的生命力嗎?能挽救現代文化的向下沉淪嗎?

歷史是須要回頭細察的,智慧在通,痛苦不要白挨。

謹以此意,遙寄神州。

 

* 原刊《法燈》327期,二○○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