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需要承擔者──法住廿六周年祭言

霍韜晦

(原刊《法燈》313期,08年7月1日)

 

法住機構二十六年,也就是我們推動的東方文化的再生運動二十六年。二十六年當然是個漫長的歲月:我們由零開始,到現在在香港、新加坡、廣州、粵西,都有了分支機構,中間的艱苦不足為外人道。

法住的艱苦在逆流而上,現實上並無任何外在的條件可以依傍。商業上的運作看巿場,但法住初創時根本沒有巿場,我們只有理想。法住憑藉理想上路,芸芸眾生根本不知道我們幹甚麼。

現代社會基本是個商業社會。商業社會唯一的價值就是經濟效益,有錢可賺,其他都不重要,即使講民主、講自由、講權利、講平等,都不過是為了保障商業上的運作安全。人類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累積,儘管有許多洞見,但最後還是回到生存上的自由來考慮,非常原始、非常直接,其他許多被追求過、被肯定過的崇高價值,如仁義、忠信、孝悌、真誠,已經被人置諸腦後;至於成長、修養、忍讓、儉樸、無貪、無瞋、無怨、更被人認為是小農經濟式的落後的觀念,予以無情的嘲諷。人陷於世界功利的漩渦而不自知,沒有危機感,還以為是理所當然。在這價值顛倒的時代,誰能保持清醒?誰能看透魔障?人類辛辛苦苦建立的崇高的價值,難道就這樣塌下去了嗎?

要分清楚甚麼是真實的價值?甚麼是虛假的價值?是要尋求出價值之根的。一般人只知道生存重要,於是一切能保障生存的相關條件就變得有價值起來,例如財富、權力、地位、名氣、人際關係、知識、技術、資格、資源、組織、生產力……等等,相互交疊或連貫起來,彼此相扣,於是組織成現代社會的圖象;令人進去之後,再不能拔足出來。結果你就只能認識這些價值,其他價值就認識不到了。
這說明甚麼?說明你活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層次:為了要有生存的安全感,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手段。手段是工具性的價值,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生存。

生存是非常動物性的,這說明人經過數千年的文化建設之後,依然走不出這個怪圈。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還有求道者、求解脫者、求精神超升者、回歸上帝懷抱者,但現在幾乎完全沒有了。走在都巿,你看到的、你聽到的,全是色情和暴力的廣告;櫥窗所陳列的,全是貪與愛的誘惑。誰還會記得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箴言呢?

本來,文化的價值就是要點化、或進一步從根本上來轉化人的本能。本能就是動物性的遺留,與野蠻的遺留。人要作文明人,就是要走出野蠻。靠甚麼?靠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也是人的自我界定,由此建立秩序、建立禮法、建立家庭、建立社會、建立目標、建立理想。可惜走到半途,人自己已迷失了。

迷失很可能是因為高傲。自從人發明了工具,一再改進,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使生產力大增、財富大增、信心也大增。現代人不再迷信上帝,也不尊重自然,更不相信政府與任何權威,甚麼都要以為自己有辦法,結果甚麼都要爭吵,誰也不服誰。

迷信民主的人以為爭吵是好事,但實質上只暴露人的醜惡、淺陋、自以為是和好鬥的性格,當年老莊之徒為甚麼不屑入世?就是因為看到「與接為構,日以心鬥」,實質上,「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莊子》〈齊物論〉)結果陷於無窮的是非爭論中,耗費許多精力,最後還是茫然。歷史如同鐘擺,走到盡頭,還是回轉。究竟進步的秘密在哪裡?自以為是的人是不知道的。

時代需要智者,而智者需要承擔者;講到最後,還是要行動,否則只是空談。批評容易,落實極難。有關中西文化的論爭已逾百年,但真正能把儒家之理想推行於人間則未見。學術界中論孔子的教育理想與教育方法的人極多,但卻無一人,或一間學校()施行這種教育。縱或有心,我認為,也不知道如何著手。因為文化已斷、時勢已易,到哪裡去找人師呢?

我也許比較幸運,能夠有緣從唐君毅先生問學十五年。唐先生是真正的儒者,世所共許。他指出「理性的思考,必歸於反覆循環,終無了日,最後還須隸屬於性情之下,人生始能重見光明」(見唐先生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後序〉)。唐先生此義對我及法住中人啟發甚大,我決定以此重釋《論語》,並建立性情學,同時以性情學之進路來做事。法住二十六年之許多工作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逆流而上並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真感受,有時代的痛切感,和對自己文化有真實的領悟,纔知道它的確然不可拔之處,從而能夠義無反顧,作赤誠的貢獻!超越成敗,在成敗之外來審視自己的性情與良知,你纔會得到大勇。

法住二十六年,亦可作如是觀。

 

* 原刊《法燈》313期,二○○八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