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燈303

天才不可恃，性情始堪安──聞香港出現天才有感

霍韜晦

近日傳媒紛紛報導香港出了兩位天才：何凱琳及沈詩鈞，前者以十四歲弱齡參加中學會考，獲得九優成績，榮登狀元之列；後者更以九歲幼齡，被浸會大學錄取為數學系一年級新生。香港教育為人心灰已久，忽出此二人，立即成為焦點所在。傳媒追踪報導，不特擾及其父母、師長，更訪問教育界名人，談及對天才兒童的教育法。結論是一致抨擊本港缺乏對天才兒童的培育制度，雖有資優中心之設，卻無完善課程配合，天才兒童只能靠家長或社會善緣護航，但不能保證其不被埋沒。例如若干年前本港也曾出現過一位數學神童：輝仔，在電視上表演速算法，但入讀中學之後慢慢褪色，最後連普通人也不如。

這使我們想起王安石的名篇：《傷仲永》的故事：雖有天才，但若無後天的教育配合，也是枉然。時賢的評論，並非無故。

但事實上，我認為：天才能否成材，不能全歸罪於後天環境，天才本身也要負很大責任。

為甚麼這樣說？首先，天才本來就是偏至之才，或是長於數理，或神馳於文學、藝術；前者縱身於抽象之秩序，後者超越於一般人的感覺：心靈特別纖細，也特別不受約束，所謂天馬行空，非旁人所能夢見。這樣的思想、這樣的感覺，使他在人世中，有如鶴立雞群。他對同年的人，不感興趣；他要高升自己，以獲取更多的掌聲。這樣一來，他勢必造成自己的孤獨與驕傲。別人固然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別人。天才只能享受寂寞，但寂寞是傷人的。這也就是天才為甚麼不快樂的原因。他無意製造敵人，但自然招來妒忌、抗拒、暗算、和誹謗。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中國天才如賈誼、曹植、王勃、李商隱，西方天才如莫札特、拜倫、普希金、祈克果，都是在人世的是非中毀滅的。

相處是人世間的大學問，唯有成長可以解救。成長是全面的，天才卻是偏至的；成長是接納人的，天才卻是隔離人的；成長是通達的，天才卻是執拗的；成長是關注人的，天才卻大多活在自己的世界。最後，成長可通於天地，人生的意義的逐層開顯，生命會愈來愈堅強，天才卻很脆弱，別人如果不欣賞他，很容易自我毀滅。這也就是天才多不享永年，很早就殞落的原因。中國人講「大器晚成」，是很有理由的。

除上面所提到的人物外，還有如著《周易略例》及注《老子》的王弼，完全顛覆了漢易的繁瑣附會，開一時代之玄學新風，哲學界莫不視為奇才，但死時不過二十四歲；其後佛學東來，僧肇隨鳩摩羅什學，由老莊而通般若，著《不真空論》及《物不遷論》，豈止名動一時？但死時亦僅三十一歲（按：哲學界極少天才，王僧二人為鳳毛麟角，足為中國爭光）。所謂天妒英才，如顏淵學成而不得世用，死時亦僅三十一歲（一說為四十一歲），賈誼以十八歲成名，二十一歲即召為博士，但旋即受讒被黜，死時不過三十三歲。西方征服歐亞兩洲的英雄亞歷山大大帝和上十字架為人類贖罪的聖哲耶穌，死時也是三十三歲。此中之幸與不幸，如何能簡單評說！無以名之，說為天意，以寄人間無盡的愛惜與哀思。中國人稱為命數，就是要你在窮盡思維的指針之後認識更大的空間，「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紿者為友」（《莊子》〈天下篇〉），突破個體的局限，終而與大化齊一。到這個時候，不但天才的概念無用，連天才所附著的生命與自我也一併無所託足。所以莊子不言才（他是處於「才與不才之間」），儒家修養至極亦不言才。因為「才」屬於自然生命，是先天所賦予。生命的成長，無論儒、道、佛家，都超越這一層次。所以說：人人皆可以為聖人，人人皆可以成道、成佛，但卻不可以說人人皆可以為天才。天生的自然生命是各有其稟賦，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漢儒進而將之分為上中下三品，天才即依上品而生。但孔孟論性，並不著眼於此。這是經驗的人性論。西方教育學，亦是循這一路數，所以重視潛能，教育就是開發潛能。他們不知：開發潛能只能成器，即只成一工具；即使成為專家也是一工具，所以教育最後淪為工具教育，把人培養成一工具吧了。天才雖有過人的貢獻，也不過是工具中之利者，還要等人來用它。其生命之偏，不言而喻。

講到底，生命的成長必須另有支柱。人不但要成才，更要成德、更要成道。這如何可能？就要開發超越於自然生命的本蘊，古人稱為性情。這個「性」不是自然生命的性，而是能發為情，以通別人和世界的性；孔子稱為「仁」，即有意在當時「質」的概念外另闢生命的主宰。孔子並不否認人有先天的質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但人畢竟可教，能使人變化氣質纔更重要。在這一觀點下，天才就要受另一種教育，而不可恃。天才的毛病正在恃，所以很容易造成和別人的距離，也很容易受到傷害。尤其是在亂世中，人人為了苟全性命，不惜變節賣友、媚上妒下。今天雖然民主、社會開放，但人的質素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許多人活在世上，無親、無友、無國、無家，觸目的都是競爭，為了成功、成名、奪取權力而不擇手段。人的性情已死，空有天才有甚麼用？反而有受盡折磨之險。比之古人，現代的人情更冷。天才，天才，誰能護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