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以有超越於當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思維

──從曾蔭權當選行政長官說起

霍韜晦

(原刊《法燈》298期,07年4月1日)

三月中對香港人的大事,自然是行政長官選舉。一如事前所料,曾蔭權順利當選,而且得票率超過八成。儘管泛民主派一直攻擊這種小圈子選舉,但選舉後的民意調查,卻有八成八受訪者表示接受。難怪曾蔭權立即向市民「謝票」,顯示他的當選與市民的大比數支持有關,泛民主派不能再在「小圈子」上做文章(相反,泛民主派發起的反小圈子遊行只得數千人參加,實在相形見絀)。這說明甚麼?說明香港人理智、現實;過去兩年,看到曾蔭權不唱高調,經濟改善,政府赤字減少,盈餘增加,股市、樓市暢旺,又實行減稅......當然予以支持。光喊口號有甚麼用?政客們為了取得選票,往往以極簡單的思維(例如一人一票)引動群眾,卻不知道作為一個政經領袖絕非取悅群眾那麼簡單!

這一次曾蔭權及其對手在競選過程中其實已超逾了小圈子形式,例如雙方都有較詳盡的政綱,先後兩次公開辯論,走向群眾,落區拉「票」(雖非真票,卻有其義......雙方都做足工夫,香港人恍惚經歷了一課美式的民主教育。據說,通過電視轉播,國內的觀眾也受到了影響。香港人是不是從此就確立了民主制度,或民主意識,以後都要在這基礎上繼續前進?

從現實觀點看,形勢的發展難以逆轉。香港人一定會追求更開放、更透明、更合理的民主政治,香港人一定要求有更大的議政空間,但是不是發展為西方式的直選?我卻認為必須慎重。至少不能過急。香港畢竟不是西方國家的城市,也不是西方思維居領導地位的地方。香港雖無傑出的政治家(孫中山例外),但從其所蘊藏的文化底子上看,香港可以有超越於當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思考。

回歸十年,香港人在英國人別有用心的設計下,開始玩政黨遊戲,爭取民主。組黨最大的願望當然是想成為執政黨,於是互相攻訐成為必然,如何在選戰中獲勝成為首要任務。這是民主嗎?這只是利用民主,利用民主的量化原則以取勝。組黨只是集結力量,並非民主真諦,選舉是較勁,但多數並不代表真理。

其實民主政治的初意是防止專制,維護公正,辦法是讓所有的人參與,作理智討論,所以波柏爾(K. Popper, 1902-1994)主張民主社會是開放社會。其前提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希望從理性引出公平。這是西方傳統,自希臘以來的傳統。如果能明白這一點,則選舉前的討論比投票重要,至於討論能否充分?能否深入?能否得出更有價值的提案?便與整個社會的質素,也就是維繫這個社會的文化有關。明乎此,即可知民主不可一蹴而就。孫中山當年為甚麼主張在施行憲政之前,先有訓政時期?就是先要教育人民認識這種文化。

但是,即使如此,我亦並不認為西方式的民主能完全適用於中國,乃至未來全人類。它的前提過分簡單,同時未經充分論證:為甚麼理性能引出公平?理性只能保證思維過程的合法,但不能保證兩人之間的公平。公平必須另設雙方都能接受的標準;標準非一,所以公平的爭拗無限,這就是現代人爭吵不息的原因。關鍵是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如何能做到羅爾斯(J. Rawls, 1921-2002)在其《公正論》中所說的「你不比我得到的多,我也不比你得到的少」呢?當理性變為工具理性,互相計算,社會的爭拗就更悲慘了。

公平,不但出於理性,依我看,還出於人有無私的性情。孔子說:「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論語》〈顏淵〉)這是恕道,可以超越於人我的利益之上。這是超越的道德原則,而非功利原則。現代民主社會之所以不足,正是只講功利的原故。

能看透當前社會的局限,乃至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的偏頗,需要有文化通識,亦需要有歷史智慧,否則必被政客所欺,或被流行的價值觀念誤導。到你覺醒,後悔已遲。具體的例子如美國選出布殊,台灣選出陳水扁。布殊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恰滿四周年,美軍死亡人數三千二百人,受傷二萬五千人,每月軍費九十億美元。四年費用接近五千億美元。伊拉克人則死亡十餘萬,尚未計算在內。現在每天仍有不少伊拉克人被殺。甚麼時候結束戰爭?美國如何解困?迄今尚無善策。陳水扁已執政六年,不但不懂治國,而且醜聞不斷,但善於鑽空子的他,每次出現危機都把問題轉到統、獨矛盾上,牢牢掌握著台灣人的情緒;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教育危機完全不管。奇怪的是這兩個人在四年執政之後, 仍然可以取得連任,這真是民主的諷刺!民主不錯不會產生強人,但卻會產生騙子。

面對悲劇,必須反思;面對將來,必須有遠見。我們不能光倚賴代價來調節歷史。不錯,歷史是人類犯錯誤的紀錄,也是人類改正錯誤的紀錄。但總不能無知無覺,任由事情惡化至盡。《易經》〈坤卦〉初六爻辭說:「履霜,堅冰至。」陰氣已凝,必須及早防備。在舉世歌頌美式民主的時候,香港人,乃至中國人,是不是要有遠見呢?超越於當前政治的泥沼,或許可以建設出真正的民主。

 

* 原刊《法燈》298期,二○○七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