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能戰勝歷史
──文革四十周年祭

霍韜晦

(原刊《法燈》287期,06年5月16日)

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國發起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要說活於海外的中國人無法了解,就是當時參與其中的「革命小將」也不知道來龍去脈。他們只是非常簡單地、忠誠地信仰毛澤東,在毛澤東發出號召的時候即義無反顧。

純真、熱情轉為殘酷與瘋狂,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也是理性的隱沒與仁愛的消亡。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無數黨內精英與政府領袖,包括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成反革命,然後凌辱至死;至於被下放、被批鬥、被抄家、被清算的就更不計其數了。據中共元老葉劍英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估計:文化大革命約死了二千萬人,批鬥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財產。

究竟為甚麼會發生一個這樣荒謬的悲劇?人們至今還不清楚。中共中央已承認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中國當時已建國二十六年,國家已有體制,為甚麼還要「革命」呢?革命被冠以「文化」兩字,有甚麼玄機呢?

據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一九六六年六月)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不是文化問題,而是奪權,文化只是扣政敵以罪名的帽子。難怪數十年後的今天,大家痛定思痛,都認為政治要改良,政治人物的進退,應有客觀根據,也就是要有公開、透明、清楚、嚴格的制度,不能由領袖一己的愛惡喜怒來決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更循此以反思中國文化,把原因上提到中國文化的人治、獨裁、專制、不重視人權,是文化落後的象徵,因此應從速批判中國文化,學習西方的民主。

平心而論,這樣的批評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尚未觸及中國文化的核心。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理解為人和制度的問題是非常消極的觀察。試想當時毛已退居二線,卻能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他憑藉甚麼?不是軍隊、不是彈藥、不是金錢、不是政府組織,他幾乎毫無資源,唯一能使用的,是他的威信,累積並宣傳了三十年的威信。他已經成為一個神話人物,所以纔能發出巨大的力量。而歷史的背景是:中國受西方列強欺侮已近一百年,孫中山和國民黨雖然推翻滿清有功,但不能使中國強大,毛澤東是在國民黨的失敗上展現他的歷史魅力的人物,所以纔能帶動一切有理想、有熱情的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英勇赴死的都是青年學生,武鬥雙方臨終時都高喊「保衛毛主席」的口號,這也許荒謬,但卻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不了解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就不能了解毛澤東的威信。

可惜,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未深,他雖然掌握了歷史的脈膊,建立殊勳,但卻同時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進一步更要超越「秦皇漢武」,「唐宗高祖」,向無數的歷史人物挑戰。就像尼采的超人,打倒一切價值,還要宣判上帝死亡,豪情萬丈,但結果還是戰勝不了歷史。這不是因為他還有肉身的限制,人終歸一死;而是因為他的虛妄,不知生命價值根源。人的豪氣,可以日擲萬金;戰場上的統帥,可以犧牲百萬兵員,但究竟要換取甚麼?一時意氣,還是內心著魔?權、位、名、利,在歷史之前,不是過眼雲煙嗎?

由此我們可以引出現實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對比。中國文化就是深知現實價值之害,所以纔高豎歷史價值的大旗。孔子晚年著《春秋》,寄大義於微言,而使亂臣賊子懼。這是一種歷史意識,也是一種價值意識:人該向歷史文化,至少要為子孫積福,不可禍延後世。人不可自私,只知攫取於己身有利的價值。不過,如此高弘正大的思想如何讓追逐現實利益的人明白並接受?以化解他內心的魔?則是一大難題。中國文化深知其難,所以無數先賢,都主張先在內心的教育上下工夫。唯有性情的開發,纔能使人看到光明。

歷史已矣,也許悲劇愈大,代價愈重,愈能震動人內心之性情。沒有人喜歡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但既然已經付出,就要反省。不但要在事上反省,在體制上反省,更要文化上反省,人的生命上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創傷,是在當時的革命豪情之下,橫掃一切價值,死亡的不只是二千萬人的生命,而是把中國三千年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長自己的文化連根拔起,而魔性盡出。今日中國人的虛無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唯利是圖,再無高遠的理想,亦無國族的承擔。有人說中國人善忘,但總不能連我們的歷史也忘記。否則即使我們進行經濟改革,改善生活有何用?文化已死,精神上將為奴:先為物奴,再為異族文化之奴。誠可哀痛!所以若要紀念文革,防悲劇再起,必須重植中國人的靈魂,向歷史請教。深入文化,纔知道生命立足於何處?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見證,深入其中,纔知道個人不足道。誰也不能戰勝歷史。

 

* 原刊《法燈》287期,二○○六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