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應維護社會的健康和公正
──香港最近兩宗判案有感

霍韜晦

(原刊《法燈》279期,05年9月1日)

 

最近,香港司法對兩宗案子的判決,掀起了市民的注意和爭論。其一是有「神探」之稱的陳思祺督察,九二年因率隊馳援一珠寶行劫案,英勇抗賊而受槍傷,雖然撿回性命,但失去味覺,腦神經受損;經十年治療,數次手術,仍未復原,不只影響健康、心情、事業,還影響家庭生活。為此他向政府索償,官司拖延數年,日前判決:法官拒絕其所請,說他的受傷是「咎由自取」,因此政府不必承擔責任云云。

從法律的觀點看,政府也許不必承擔責任。警務人員抗賊,是其神聖職責,受傷、甚至失去生命,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正如軍人沙場戰死,政府只有依例撫卹,有甚麼額外的賠償呢?至於民間慰勞,捐款鼓勵,那是民間的事,政府亦不必牽頭。不過,法律雖無規定,政府是否就可以置身事外,甚至以冷漠的態度來對待呢?法官一句「咎由自取」,不是使所有在前線以生命和罪惡博鬥的警務人員心寒嗎?

法律若只是條文,不管公義、不管正義、不管人情、不管社會後果、不管政府形象、不管藏於人心的善惡觀念,那法律還有甚麼意義?法律無異自絕於人,成為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遊戲。

法律的精神,本來在於維持公正,背後所根據的是人人平等的觀念。但甚麼是公正?可以從社會習慣中抽離嗎?可以從歷史傳統中抽離嗎?可以從人人所接受的道德觀念抽離嗎?回到陳思祺的案件,他的受傷、他的痛苦,依警隊服務條例處理便是公平了嗎?一切依條文處理,那麼,勇士和逃兵(臨陣畏縮者)將沒有兩樣,誰還願意在危急之關頭挺身而出?誰能還勇士以公平──原來負傷只是「咎由自取」,那麼貪生怕死的人便無咎了。法官為甚麼不能對英勇行為加以肯定?對法律不能給予規定以外的回報致歉?法官為甚麼沒有社會意識和人性的關懷?他只是執行條文的機器嗎?

我個人對陳思祺督察的遭遇十分同情,對他的英勇行為十分欣佩,他具有非常優秀的警務人員的品質。香港社會應該支持他、關愛他,因為他是為保護香港市民、救助同僚而受傷受害的。誰給他溫暖呢?所以,法律若執行過冷,將摧毀一個社會的公義。

其二,香港對同性戀,近來已逐漸解禁,但仍禁止未成年(廿一歲以下)少男肛交。這本來是對心智未成熟的少年的保護,但據說違反《人權法》及《基本法》,日前亦被一位法官推翻。這意味著男同性戀的合法年齡已降至十六歲。

消息傳出,「同志會」(同性戀團體;按「同志」兩字,初指佛教修行同修,後指革命志士,今竟如此用,令人無語)即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宗教人士則表示憂慮,不過馬上有報刊文章指出:不能以某一宗教立場作立法基礎,把重點立即轉移到對宗教的攻擊上去了。

其實,同性戀首先並非法律問題,而是生理問題和心理問題,然後再牽涉及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最後是對生命了解的深度問題、思想問題和信仰問題。現代人由於思維平面化,只認識人權、人的自由選擇,於是認為同性戀只是個人的性取向,可由個人選擇,他人不容干涉,於是在寬容原則下,逐步解禁。可見,這是一個歷史文化問題,有賴於人對自由權利的認識。

這個權利對不對?我在《當代文化批判》一書中,對它有些較詳細的分析和批評,此處從略。不過,從它在現代社會泛濫,可以預測,許多奇怪甚至殘害人身心的現象便會以堂堂正正之名出現。例子之一正是上述這個少男同性戀合法化的判案:法官只看人權,卻不知道這一開禁會讓許多少年走上身心自我傷殘的路。天地生人,自然而有陰陽,自然而有男女,這是天地之秩序,不只有形上之莊嚴,亦有自然之根據,人應尊重,而且比尊重自己的權利重要得多。十六歲少年,正應好好修養自己之性情;思維未成熟,必須遵守一定的社會規範,過早放縱他的欲望,不是反而害了他們嗎?法官誤少年之欲望為權利,便據以判案,這是對司法人員質素的諷剌!

近二十年,許多人都說:香港社會之質素不斷下降。其實何止香港,舉世皆然。我們盲目追逐西方之自由與法治,不知它們亦已江河日下,已無當年法國大革命時代之光輝。當年已經帶有浪漫,今天則是胡塗:只困守在條文中,脫離實際。不知法律的意義,究竟在維護社會的健康;人人健康,纔是公正。

 

* 原刊《法燈》279期,二○○五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