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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真誠，良知的懺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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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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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理學的角度，人對自己要求完美，以贏得別人的尊重、欽羨、甚至崇拜，很容易了解。這是人性中的自然，所以浮士德亦要把靈魂賣給魔鬼，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結果差點墮落。一個民族亦然，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給予美化，認為不但可以原諒，而且有充分理由支持，無可奈何的勇往，更顯出一種悲壯之美，讓後人禮讚。 從某一意義上說，日本人正是這樣。日本從聖德太子的時代起，講「和魂漢才」，便一直把日本意識（和魂）放在最高位置。儘管日本要從中國移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和各層次的文化，但這一意識並未削弱，反而加強，把日本人提高到神的後裔的位置。文化的內涵不如人，便只有在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上下功夫，加強日本人的危機感，這樣才能把日本人的生存力量爆發出來。 從軍事觀點看，日本人這樣做完全有必要。所謂島國性格，資源不足，如何與別人競爭？這只有把虛弱轉化為自大，在心理上強化自己，才能無懼於敵人。孟子說：「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公孫丑上〉），便涵有此義。但這種自大，其立足點只能是原始的心理意義與生理意義，所以孟子說孟施舍只能「守氣」，而不能守理。但從整個民族的生存來說，強敵環伺，便有必要把這種勇氣培育出來。日本人為甚麼把《論語》「行己有恥」（《論語》〈子路篇〉）這四個字變為武士道？我認為完全是生存的危機感。 危機感也就是無常感。日本人喜歡櫻花，所謂「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櫻花在最美的一剎那間飄下，武士也應該在最悲壯的一刻中死去，讓每人內心都發出無盡的迴響，於是成為民族之魂。 本來，佛教也講無常，但佛陀面對無常非常平靜，一切委屈、一切憤怒、一切偏激、一切情緒都可以放下，連對殺害你的人都可以微笑。為甚麼要作死前的爆炸呢？ 日本人就是受不了這種生存的壓力，化為民族文化，當她力量尚小，便會表面恭順，如戰後麥克阿瑟代表聯合國駐軍日本，日本天皇多次覲見，但麥帥一次也沒有回訪，「無論日本政府、官方、財界，輿論界的頭目，還是一般國民，都把司令部的佔領政策看做是至高無上的命令，沒有抵抗和反對，只有服從。」（《戰後日本紀實》）但當她國力膨脹時，便要修憲，參與干預世界事務、把自衛隊改為軍隊、否認二次大戰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書，還要「入常」，以重溫其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勝利者的舊夢。 這是一個極深的無明，使得日本人徹底喪失其良知，為了重建日本的道德假象，不惜抹煞其二次大戰以來的罪行。明明在中國的土地上恣虐八年，殺害中國軍民三千萬，卻不肯承認是「侵略」；明明在南京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中外人證、物證多不勝數，卻可以說是「並無其事」，「全是中國人的向壁虛構」。幸而日本人心底依然虛弱，不敢得罪英美，所以在泰國虐待英俘，偷襲珍珠港的事件尚未悍然否認，對美國尤其婢膝。因為日本人知道：現在還要借重美國的保護傘，日本還不夠強大；不過，如果日本真的強大了，是不是會再發動「聖戰」？我想不是沒有可能。 作為中國人，其實並不希望與日本人對抗。我遊日本，站在櫻花樹下，總覺其瀰漫著一片淒然之美；日本人愛潔，引申到工作上一絲不茍，產品得到全世界的欣賞，於是提升了日本人的經濟地位。可惜這種認真不能用於面對其自己，反而文過飾非，由「文」而變成「偽」。花費許多力氣，想擾亂別人的視線，掩飾自己，最後當然給人「善變」的感覺。因為沒有真誠，力氣一定白花。 文化是要有正道的，不能只講功利。作法者必自斃，害人者必害己：日本從中國移植文化一千五百年，難道只是成就其「和魂」嗎？明治維新至今一百三十七年，難道只學到還治其人之身的技術嗎？沒有更深的反省，民族只有躁動。 今年是日清戰爭一百一十一周年，和日俄戰爭一百周年紀念的日子，這兩場戰爭把日本推上了狂妄自大的台階，最後發動「大東亞共榮圈」聖戰，結果得到甚麼？歷史殷鑒不遠，唯有真誠反省方可得之。不要以為採取種種手段、策略，利用台海危機，便可以重溫帝國之夢。推動歷史向前的畢竟是良知，而不是和魂中的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