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誠,良知的懺悔

──抗日戰爭六十周年祭
 

霍韜晦

(原刊法燈》278期,05年8月15日)

 

從心理學的角度,人對自己要求完美,以贏得別人的尊重、欽羨、甚至崇拜,很容易了解。這是人性中的自然,所以浮士德亦要把靈魂賣給魔鬼,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結果差點墮落。一個民族亦然,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給予美化,認為不但可以原諒,而且有充分理由支持,無可奈何的勇往,更顯出一種悲壯之美,讓後人禮讚。

從某一意義上說,日本人正是這樣。日本從聖德太子的時代起,講「和魂漢才」,便一直把日本意識(和魂)放在最高位置。儘管日本要從中國移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和各層次的文化,但這一意識並未削弱,反而加強,把日本人提高到神的後裔的位置。文化的內涵不如人,便只有在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上下功夫,加強日本人的危機感,這樣纔能把日本人的生存力量爆發出來。

從軍事觀點看,日本人這樣做完全有必要。所謂島國性格,資源不足,如何與別人競爭?這只有把虛弱轉化為自大,在心理上強化自己,纔能無懼於敵人。孟子說:「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公孫丑上〉),便涵有此義。但這種自大,其立足點只能是原始的心理意義與生理意義,所以孟子說孟施舍只能「守氣」,而不能守理。但從整個民族的生存來說,強敵環伺,便有必要把這種勇氣培育出來。日本人為甚麼把《論語》「行己有恥」(《論語》〈子路篇〉)這四個字變為武士道?我認為完全是生存的危機感。

危機感也就是無常感。日本人喜歡櫻花,所謂「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櫻花在最美的一剎那間飄下,武士也應該在最悲壯的一刻中死去,讓每人內心都發出無盡的迴響,於是成為民族之魂。

這是神聖,還是愚魔?生命的強度也許得到舒展,但生命的理性卻被埋藏。

本來,佛教也講無常,但佛陀面對無常非常平靜,一切委屈、一切憤怒、一切偏激、一切情緒都可以放下,連對殺害你的人都可以微笑。為甚麼要作死前的爆炸呢?

日本人就是受不了這種生存的壓力,化為民族文化,當她力量尚小,便會表面恭順,如戰後麥克阿瑟代表聯合國駐軍日本,日本天皇多次覲見,但麥帥一次也沒有回訪,「無論日本政府、官方、財界,輿論界的頭目,還是一般國民,都把司令部的佔領政策看做是至高無上的命令,沒有抵抗和反對,只有服從。」(《戰後日本紀實》)但當她國力膨脹時,便要修憲,參與干預世界事務、把自衛隊改為軍隊、否認二次大戰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書,還要「入常」,以重溫其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勝利者的舊夢。

許多研究日本國情的專家、學者,都說日本人善變。為甚麼這樣善變?因為日本人所學到的文化仍然化解不了他們內心的原始無明。他們沒有安全感,一切從外移入的文化,包括現代的西方文明,都不過是生存和擴大自己力量的工具;和浮士德一樣,為了一個美麗的理由,也就是生存權,而向魔鬼妥協。

這是一個極深的無明,使得日本人徹底喪失其良知,為了重建日本的道德假象,不惜抹煞其二次大戰以來的罪行。明明在中國的土地上恣虐八年,殺害中國軍民三千萬,卻不肯承認是「侵略」;明明在南京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中外人證、物證多不勝數,卻可以說是「並無其事」,「全是中國人的向壁虛構」。幸而日本人心底依然虛弱,不敢得罪英美,所以在泰國虐待英俘,偷襲珍珠港的事件尚未悍然否認,對美國尤其婢膝。因為日本人知道:現在還要借重美國的保護傘,日本還不夠強大;不過,如果日本真的強大了,是不是會再發動「聖戰」?我想不是沒有可能。

作為中國人,其實並不希望與日本人對抗。我遊日本,站在櫻花樹下,總覺其瀰漫著一片淒然之美;日本人愛潔,引申到工作上一絲不茍,產品得到全世界的欣賞,於是提升了日本人的經濟地位。可惜這種認真不能用於面對其自己,反而文過飾非,由「文」而變成「偽」。花費許多力氣,想擾亂別人的視線,掩飾自己,最後當然給人「善變」的感覺。因為沒有真誠,力氣一定白花。

日本人所缺乏的,也許就正是真誠。學習中國文化,不能只是工具式的移植。「和魂漢才」和後來的明治維新一樣,都是為了強大日本,進而與西方列強爭霸。當年以中國為師,現在唯「美首」是瞻。處心積慮,文化究竟歸於何處?我以日本友人的身分,不禁為日本人惜。

文化是要有正道的,不能只講功利。作法者必自斃,害人者必害己:日本從中國移植文化一千五百年,難道只是成就其「和魂」嗎?明治維新至今一百三十七年,難道只學到還治其人之身的技術嗎?沒有更深的反省,民族只有躁動。

今年是日清戰爭一百一十一周年,和日俄戰爭一百周年紀念的日子,這兩場戰爭把日本推上了狂妄自大的台階,最後發動「大東亞共榮圈」聖戰,結果得到甚麼?歷史殷鑒不遠,唯有真誠反省方可得之。不要以為採取種種手段、策略,利用台海危機,便可以重溫帝國之夢。推動歷史向前的畢竟是良知,而不是和魂中的無明。

 

* 原刊《法燈》278期,二○○五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