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文化亮起紅燈的警號

霍韜晦

(原刊《法燈》267期,04年9月10日)

人為甚麼會自殺?

自殺完全違反生命的要求:生命就是要生,不是要死。但為甚麼還是有那麼多人要自殺?

根據統計,自殺的人數每年都在上升,去年全球已達到有一百萬人,光香港彈丸之地就有一千二百人,比去年增加了17%;中國大陸更達至二十餘萬人,佔全球自殺總數的五分之一,居世界首位,情形可說十分嚴重。

是人的生命愈來愈脆弱?還是生存環境愈來愈惡劣,超過人所能抵受的程度?按理,現代人的生活比古代富裕得多,政府又有許多福利機制,民間又有許多救濟團體(包括宗教),為甚麼人會沒有生路呢?臨危的人為甚麼不會利用這些資源呢?

這是理性的一問,但恐怕還是不能解自殺者的困惑與無助。

人到絕望,感到生不如死,必有傷心處。違反生命的自然要求,其原因必超越於自然之外。例如久病,或肉體長期受苦,不願折騰下去,自殺可能是解脫;同一道理,精神受虐待,或困局無法打開,覺得前景灰暗,無力殺出重圍,也會放棄努力。可見,這不是生理問題,而是心理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的思想找不到出路,是人的精神樹立不起。

現代人由於眼光狹小,大多只留意關注自己的得與失,小小損傷,已經無法承受;稍加逼迫,那種委屈之情便會大到用放棄生命來解決。

這些例子十分多。在香港,不只成年人因失業、財困自殺,長者孤獨無依自殺,大學生因成績差、或失戀自殺,連一般青少年,因為買不到名牌產品,或因父母薄責、甚至零用錢不夠,也會自殺。根據中文大學醫學院的調查,去年有4%的中學生曾經不止一次地自殺,另外有11%表示曾經認真地考慮過自殺。究竟年青一代發生甚麼問題?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問題嚴重,但誰也想不出辦法。更震驚的例子:曾經有一個只有十二歲的中一學生,一向品學兼優,但不知道為甚麼,突然從天台躍下。醫生趕至,他仍然清醒,卻對醫生說:「我很不開心,你別救我了。」(《明報》○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十二歲,人生還沒有開始,便已經凋謝。孔子說:「苗而不秀有矣乎?」真是聞者痛惜。痛惜之餘,不免問為甚麼會這樣?同樣沒有回答。專家只怪責家長,其至學校老師,不懂得與孩子溝通,以致無法察覺孩子的抑鬱。

但問題是:十二歲的孩子為甚麼那麼抑鬱?同樣沒有人了解。大家只能說:這個社會有病了,人飽受折磨了。

甚麼病?也許說不出。但至少人人都感受到壓力,人人都感受到社會瀰漫著一片悲觀、無助的氣氛。

這個社會雖然號稱「進步」、物質富裕、人人自由,也有人權,又有制度,但人的生存環境為甚麼比從前更惡劣了呢?自殺率為甚麼年年上升呢?

過去人們也許會因生活困難而自殺,或因失敗而自殺(如崇禎),或因理想破滅而自殺(如屈原),或因維護自尊而自殺(如項羽、田橫),或因教子而自殺(如徐庶之母),但現在的人更多的是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自殺。其間眼界的高下,就差得遠了。

當然,你不是局中人,你不知道局中人的痛苦。痛苦是難以比較的,只有身受者自知。但作為痛惜者、作為分憂者,我們卻可以探討:為甚麼人的生存意志力與社會的「進步」相反呢?是現代社會太舒服了,太為人設想了,以致人的生命脆弱了,還是現代社會的結構與文化使人的壓力更重了,更難覓取生存的空間嗎?

從中國文化的智慧,特別是道家的智慧,人生存於天地之間,何處不是逍遙?人若能去除憂慮,歸向自然,至少可以長壽,可以「盡年」,甚至不須羡慕彭祖。因為彭祖只有八百歲,算甚麼呢?人不能盡其天年,說穿了就是人世間的爭執太多,是是非非,不但造成困擾,更造成傷害。再進一步,就是人為的設計、制度的綑縛太多。像今天的現代社會,法例、規則、程序、證件,其繁無此,你只有跟從,你只能適應。你不能出軌,你更不能自出主意。你雖然有「權利」,但你沒有生機,所以一開始就被窒息。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從小到大,他不是成長,而是被安排、被裝備、被引導、被指派。理由是生存困難,你必須競爭,而且被全力培養為一個競爭的工具。難怪很多小孩子反抗,用消極的方式來反抗。

涂爾幹(Durkheim, 1858-1917)曾經說過:自殺是社會問題,是人與社會的聯繫斷了,他不能融入。但我認為:自殺是文化問題,是我們的文化不能健康地成長生命,反而是扭曲生命,把生命放進我們自以為完美的設計中。這是設計,而非順其生命的自然;人為的制度構成了我們今天生活的社會,造成了生命的危機。但我們不曉得,反而在合理的名義下繼續前行,直到生命受盡傷害、無處轉身為止,多麼可憐!到那個時候纔發現危機,就太遲了。

自殺,的確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文化亮起紅燈的警號。誰能明白到這一個層次,重新審視歷史呢?

挽救生命,珍惜生命,還生命以生機,是我們這一代人不能不做的工作;否則,生命就會斷了。

若生命已死,你還能擁有甚麼呢?

寫於二○○四年九月十日,世界防止自殺日

 

* 原刊《法燈》267期,二○○四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