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才哪裡去了?

霍韜晦

(原刊《法燈》265期,04年7月10日)

許多人都說:香港沒有人才,首先沒有政治人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七年,換來了兩次七一大遊行,其中叫得最響的口號,就是「特首下台」。

市民所針對的,當然不是特首一人,而是整個政府施政的失敗: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醫療體系混亂,無應變能力,但開支卻大幅增加;教育政策急於求成,年年新招,學生質素不升反降;家長徬徨、教師彷徨;更致命的是房地產長期低迷,政府無法控制供應,中產人士始終未能摔下負資產的包袱。據社會調查,此次參加遊行的以中產人士最多,他們一般都沒有組織,以自發形式攜同子女上街來表示他們的不滿。中產人士一向是社會的支柱,尤其是香港的中產人士,勤勤懇懇,從來沒有甚麼聲音,這次竟然成為遊行的主力,說明甚麼?說明政府完全不重視他們利益,認為他們好欺負,由此製造出來的一股反對力量。

也因此,為甚麼這兩次的遊行群眾那麼守秩序?因為主體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懂得尊重社會、尊重別人;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懂得尊重自己,不會破壞法紀。政府應該珍惜他們的意見,對他們公道一些。

由此可見,香港真是沒有政治人才,否則社會就不會那麼失序,那麼多不滿。香港基礎一向良好、單純,也不會反中央;相反,只有希望祖國強大。二十年來香港人對中國開放改革的貢獻,有目共睹,為甚麼會弄到這樣的田地呢?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那麼有經濟人才嗎?也沒有。否則就不會換財政司長,也不會由中央政府提供許多優惠政策……

再其次,香港有教育人才、文化人才、思想眼光遠大的人才嗎?

當然也沒有。你只要看看政策那麼短視,就知道答案。

甚至,你只要看看,在這兩次大遊行中,沒有甚麼大學生參與,也沒有甚麼大學的教職員參加(除了若干政治行政系和社會系較切身者例外),你就可以思過半。

從來,大學生都是先知先覺者。五四運動固然轟轟烈烈,七十年代香港的保釣、八十年代的六四,學生都是主體。

在美國,六十年代的學生反越戰示威,促使美國退出越南,一九六八年法德兩國學生的風暴,帶出了後現代主義的批判。

香港的知識分子哪裡去了?民主黨能代表嗎?從民主黨只懂得爭普選,就知道質素不高,大部分市民並不認同,但香港的大問題是思想沒有出路。香港不是沒有思想家,但政府封閉,沒有勇氣,也不夠程度傾聽。

從政府的管治立場,也許不喜歡群眾運動,但引發群眾運動的,其實不是群眾。你如果是一個有為的領袖,群眾只有支持你。

領袖不但要有為,還要有遠見。否則,他怎麼帶領我們走出低谷呢?

遠見何來?從文化涵泳來、從讀書來、從良好的家庭教養和社會的共同關注來。

可惜,現代的家長在生存壓力下,內心非常沒有安全感,只希望子女進入名校,獲得社會的承認,而社會則要求你有專業資格,所以教育只講知識教育、職業培訓,人人都努力把自己變成一個工具。

工具是不會思想的,不會思想的人不可能是一個人才。你只能把自己出售給企業,而企業則把你出售給客戶。有人說這是「知識經濟」,其實是消費社會,每人都不能自主。

沒有自主,你就沒有空間,你所關注的只能是生存的現實,這樣你又怎會有遠大的眼光呢?

由此可見,沒有人才是這個社會的現實決定的。這個社會只要工具,不要人才。當我們發現外面的形勢已變,我們怎能應付呢?

形勢不是突然改變的,它有軌跡。科學上看到黑雲,可以預測下雨;一般人看到別人抽煙太多,也會擔心他患上肺癌。這是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但歷史上的移動遠比這個複雜:你甚至不能靠歸納和統計,只有深沉的智慧纔能切入,在無聲的時候就能聽到驚雷。這不是故弄玄虛,而是遠見,所以諸葛亮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林則徐初遇左宗棠即知其為靖邊人才……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但今天聽來已變成神話。

為甚麼呢?因為失去了這樣的文化。中國是歷史的民族,歷史智慧特高。《易經》說:「履霜,堅冰至」(〈坤卦•初六爻辭〉)一定要事情發生了纔知道危機就已經太遲。

這不是玄學。近年我們對西方的科學、民主太崇拜,以致偶一聽到有人重提中國文化便攻擊為封建、權威、一言堂,思想如此混亂那能成大器!不讀書而輕率發言豈非罪人!今天香港的問題不是民主問題,不是有直選便可以產生英明領袖。美國已經是民主的老祖宗,他選出的布殊很英明嗎?台灣也很民主了,選出一個陳水扁,讓台灣人民更分化、付的代價更沉重。

先恢復我們對文化的尊重吧,先好好地讀書。無論中國或西方,都要對它好好地深入。在大學中推動,在社會中普及,使人人有思想,人才纔會產生。

附注:本文為本人論政局文字之最後一篇。有志之士,當知行止

 

* 原刊《法燈》265期,二○○四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