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之路

霍韜晦

(原刊《法燈》263期,04年5月10日)

從美式民主、台式民主,我們看到民主不但不是萬靈丹,而且是罪惡的溫床。這一方面有大量的事實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有更高層次的哲學反省。誠如我所說,民主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必須再有調整;至少,民主決策的量化原則不能沒有運作上的先設。完全平面化的思考是這個時代的災難,但要達至深度思考和高度思考卻非短期內所能夢見。人要有思維上的訓練和文化上的浸淫纔能了解人生,明白歷史與未來,所以我常說學校要有生命教育和文化教育,否則無以化解現實上的災難和污染。稍可告慰的是,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此意時無人傾聽,現在許多學校鑒於孩子們所承受的壓力太大,自殺事件接二連三,已經知道要重視這一方面的教育,連傳媒也開闢生命教育版。不過,教育工作者們雖然知道有此必要,但在內容上和方法上如何切入?則尚無頭緒,空喊口號結果引不起學生興趣。由此一例可知現代社會的病已入膏肓:美國是兩百年的權利文化,中國是一百年的自卑,而深層則是生存的安全感問題,人人都走不出自己的圈子,十分可憐。在此一義,歷史無所謂進步,反而倒退。

從高處看,歷史的動向完全是文化問題,而文化問題則是人的價值取捨問題:是甚麼影響著人的決定?生存嗎?生活嗎?物質嗎?別人對你的欣賞嗎?心理滿足嗎?自我創造嗎?事業成功嗎?控制別人嗎?改造社會嗎?知道自己承擔嗎?向歷史交代嗎?……這些問題,完全不是自然科學的問題,不能通過純科學的研究給予解答。

或者,有人將之稱為人文科學:在西方,將之交由社會學與心理學,或者更包括歷史學與政治、經濟學,來了解人的活動。但由於方法論的局限:由經驗層面與活動數據入,始終不達深處;更嚴重的,是理論多多,彼此相對相消。結果,人更徬徨,每一階段都是試驗品,每一階段都付出慘重代價。

也許,人生的成長就是如此:在探討生命的過程中,人人都要自己走,別人的經驗只能借鏡。這說明甚麼?除了說明成長艱難,人有局限之外,更說明生命的弔詭性:它就是要在掙扎中成長;它要經歷許多層次,然後纔能攀上到一個高度,然後纔能明白大與小、輕與重。但歷史上有許多人,他只是「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莊子》語),怎能了解「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呢?

人困於自我,是沒有社會感和歷史感的。一個沒有社會感和歷史感的人,是不可能有承擔力的,更不可能有偉大的創造。人人都隨波逐流、順勢而趨,結果空間愈來愈小,終至轉身無地。西方的權利文化,依我看,已屆此日不遠。

為甚麼經濟學上講「劣幣驅逐良幣」?為甚麼社會上人人都防衛自己利益?沒有信義,沒有性情,大家都用盡手段,也就是用盡工具理性來互相爭鬥?今日如此,明日如何?如果再無長遠之思,只顧現實得失,人類的處境堪虞。

幸喜在二十世紀之末,中國開放。其潛力之大,發展之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大家都要到中國投資、到中國設廠;中國亦加入世貿,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後一個大國,開始與世界同步。於是,美式文化隨著港台文化入侵,商業文化的改變帶動了生活和思想的改變。

那麼,我們需要民主嗎?特別是西方式的民主。依形勢,似乎不可拒絕,因為別人都這樣要求你:似乎民主只有一個模式;而且,民主是潮流。但是,當你知道民主所帶來的腐惡,人權觀念掩蓋下的私欲,你就明白民主不是那麼簡單;它會引爆災難,受傷害不只是國家民族,而是每一個人自己的生命。

從理念上說,我不反對民主,正如我不反對法治一樣。為了防止政府腐敗,人民要有防線,亦有議政的權利,這沒有甚麼不應該。但議政要深入,生命要有廣闊和成長的空間,這就不是民主所能給予。這是學者的責任、教育界的責任、知識分子的責任,政府不但要給予這一空間(即言論自由),還要鼓勵其提升質素,不要留在平面化的層次。這如何可能?如何操作?我認為正是今日為政者的挑戰。

時代給了中國一個機會:當舉世疲累,所有民主的先行者已經焦頭爛額之際,我們是不是還要盲目追隨呢?他們已經泥足深陷,我們還要陷下去嗎?他們根本再無回頭的機會,但我們還有。

歷史,超越地說,有其理想,所以我們相信人間會愈來愈好。但現實地說,則是鑒往知來;正如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並不等如到達目的地,但至少我們能翻過。

中國的民主之路,應作如是觀。不須畏懼前面的山,反而鍛煉我們能夠跨過。

這不只是建立中國式的民主,而是邁向更完善的政治制度。

 

* 原刊《法燈》263期,二○○四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