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政治思維芻議

霍韜晦

(原刊法燈》260•261期,04年3月1日)

在上期本版,我們曾經指出:需要後現代的政治思維,因為人類歷史上所出現過的四種管治模式,包括民主在內、已經不足以應付今天的社會情況,亦未能站在時代之前,逆觀歷史的動向,為人類規劃理想的未來。

如果回顧往昔,我們大體可以看到今天的民主政治,是過去獨裁政治的倒置。從權力的獲取而言,獨裁政治的統治者表面上是「天與之」(孟子語),即「天命」;在西方而言,則是「君權神授」,故國王登基,由教皇加冕。這種由上而下的授權方式,使國君的權力絕對化,無人可以挑戰,於是國家的盛衰安危,全繫於一人,這正是過去獨裁政治最大的致命傷。中國歷史上好幾次覆亡,原因亦正出在無法改變或調節君權所致。所以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寫於亡國之後,對傳統的君主制度便有很沉痛的反省。正如西方的民主理論,也是因為當年歐洲各國君主窮兵黷武,殘民以逞其私欲所剌激而產生。

民主建制成功,領袖的權力改為由下而上,獲選者須對選民負責;運用其統治權時須遵守制度,權力交替、人物進退,都有規定,不須通過暴力形式;同時容許人民自由發表意見,接受傳媒監督,此即波柏爾(K.Popper)所理想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一切爭端以理性解決。問題是:所謂理性優位,只是超越原則,在運作時候,依於不同立場、不同利益,各黨派、集團之間仍然有衝突,羅爾斯(J.Rawls)所嚮往的「正義社會」仍然不能落實,所以他最後只能提出「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以求大家接受。但這不過是暫時的妥協,對對方權利的承認,其實並無「共識」。真正的共識,必須進至思想層次、價值層次、心靈層次纔能有根;僅停留於現實的利益計算,即使可以合作,共識亦不會長久。問題在哪裡?在理性已化身為工具,每人,或每一族群都在努力爭取或維護其自身的利益纔是目的。如此下去,社會一定分化,人一定向外追求。

由此可見,民主社會為甚麼質素不斷下降?人的問題為甚麼愈來愈嚴重?就是因為民主的理念中欠缺人對自己成長的要求,欠缺對生命的反省,反而認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天生的權利,退讓也只是為了雙贏。在這樣的心態之下,必然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事事計較;寬容變成弱者,遠見反而孤獨。加上民主社會的議事方式是多數取決,商業社會則以大量傾銷,佔有市場為謀利的不二法門,最後勝出的一定是為群眾所接受的或所了解的方案或產品。蘇格拉底為甚麼會死?耶穌為甚麼會上十字架?孔子為甚麼會失意於他的時代?無數英雄、義士、思想家、有志者都鬱鬱以終,就是因為他們深知時代之蔽,欲振頹起衰,喚醒群眾,走向光明。可惜世人渾噩,留戀俗世,無人聽得懂他們的呼叫。

歷史如此,今日猶烈。民主政治、消費社會其實是起了推波助瀾之功。在兩百年前,民主、人權、自由,的確是進步的力量,為個人爭回合法的地位,改寫統治的模式,使社會更加公道,更加合理、更加安全,也更加有保障。不過這一改寫之後,每人都以自己為中心,人更自私、更封閉、更計較,也更恐懼,在內心深處同樣沒有安全感。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已破產;除了你自己之外,其他人都是陌生者,你都要提防。

社會的安全網有甚麼用?制度有甚麼用?福利有甚麼用?這些都不過是替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贖罪。

更可悲的是人無理想,只能競逐擁有。人生的意義不明,歷史必然日漸沉淪。

依於中國人的歷史智慧,人類不可能再虛無下去。民主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必須再有調整。權力過去是由上天賦予,今天是由人民選擇,兩者是否各有所偏?孟子已知單言「天與」不足夠,必須兼以「人歸」,即獲得人民擁護,這已經有民主的初意。所不同者,是無適當的制度配合。近代西方提出「人權」觀念以取代天命,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改革,但從哲學觀點看,不過是概念的轉換:天命也好,人權也好,都無法有科學意義的證明,不過由此所衍生的歷史卻是南轅北轍。窮則變,變則通,《易經》〈剝〉盡,一陽〈復〉來。問題是必須留住火種,也就是留住可以為將來獻謀劃策的文化和人才。倘若不知愛惜,完全傾向一邊,則廢墟之後,亦憑弔無人了。

紙短情長,我這篇文章,原擬列出一些較具體的建議,但事關重大,而且內容繁複,非三言兩語可表,只能俟之異日。不過從上文的敘述,可知民主政制並非人類最後的選擇。我們固然不能再走專制的回頭路,但面對困局,應有反思的勇氣;從反思中創造,歷史纔能再向前行。如何在天命與人權的兩極中走出?不要再被這簡單的理性的二分法所誤?就要看我們今天有沒有智慧了。我的看法,一切改良政制都應該教育先行,而且是生命成長的教育先行(而非服務於消費社會的知識教育),纔能有活水。這不是人治/法治的爭拗,而是對立的消解和不斷完善發展的動力。

 

* 原刊《法燈》260•261期,二○○四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