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為誰服務?
──遙悼薩伊德

霍韜晦

(原刊《法燈》256期,03年10月1日)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知識只是求真,而非求善,因為許多從事探討客觀知識的人,如學者、科學家,都認為自己是價值的中立者。他們只關心事實,問事實的真象,而非評價;因為他們認為價值是主觀的東西,與個人的選擇有關。言下之意就是價值欠缺客觀性,難以獲得普遍的肯認,這種情形尤以人的行為、社會政治經濟的活動為然。不過,自從傅柯(M. Foucault)指出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後,世人方如夢初醒,對知識的中立性格重新反省。在這方面,最有成就的,可能是薩伊德(Edward W. Said)。薩伊德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力證西方人如何藉著對東方的研究而抹黑東方、曲解東方,最後妄圖達到宰制東方、改造東方的目的。

本來,東方主義所提供的,是有關東方的知識,無論早期的旅行家、冒險家、商人、傳教士,到後來的殖民主義者,都是立足於一個對東方的了解:從最先的好奇、神秘、嚮往、風俗紀錄,到語言學、民族學、考古學、社會學……慢慢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知識庫,各種研究機關、刊物都在西方政府的鼓勵下、資助下紛紛誕生,所以其背後之支持,其實是西方的帝國主義,而其情調,亦慢慢從好奇、嚮往、轉為傲慢、嘲諷、以宰制者自居。正如薩伊德指出:通過歐洲有系統地建立起來的有關東方的知識,不止於語言、民族、考古,還有遊記、小說、翻譯,給人的印象,東方是「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因此,相對的西方就是理性的、美德的、成熟的」(《東方主義》,第一章第一節)。東方人的可理解性,不是東方人自己努力的結果,而是被西方人的知識體系判決,在西方的格局下得到了身份的認同。

其次,薩伊德又指出:在這種知識進路下,東方人乃至東方文化的面目,被固定為一個不變的模式,如同打上了烙印,成為一個具有形上學意義的本體存在,再也不能翻身。

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但這有甚麼辦法?當偏見已形成,當偏見和帝國的權力結合,被判決者只有付出悲慘的代價。這也就是薩伊德為甚麼在其寄居異域的一生,不斷地批判西方,為故國爭回公道的原故了。

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但卻生在一基督教家庭,並取有一基督教的名字「愛德華」(Edward),十二歲隨父親移民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在美國受教育,一直到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歷任史丹福、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教授。我不知道薩伊德如何調和他生命上的多重矛盾:宗教、政治、種族、文化。他曾說過他是「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又說他「從來沒有歸屬過某一個國家」,他只是憑藉他良心(其實是理性)來批評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現實政治。幸虧他學有所成,又居住於美國,否則,他不只在精神上無家,在現實上也會飽受煎熬。為甚麼?你只要看他在政治上主張以、巴分治,「大家共同享有這塊土地,每人都是這塊土地的公民,每人都可以享有公民權」,你就知道是如何的不現實。

據說,薩伊德本來支持阿拉法,曾經為其起草演說詞,但在一九九三年,阿拉法在美國游說下,與以色列簽訂《奧斯陸協約》,接受二國分治方案,薩伊德即宣布脫離阿拉法陣營。薩伊德的理想是超越和化解以巴間的宗教與民族的世仇,十分有遠識,但在現實上哪裡有切入的渠道?即使有共識,但世仇又豈是那麼容易化解?
由此可以看到薩伊德的痛苦了:他的靈魂深處,是深深為被西方帝國主義文化傷害了的故國鳴不平,但在處理方法上,他只能揭露其醜惡,從文本下手,特別是從西方人的文學作品下手(薩氏的另一巨著《文化與帝國主義》,即是此一進路),以見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影魅。說得好,這一方法是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說得不好,是未能更深一步挖掘出西方文化的根:知識的工具主義與理性的顛倒運用。雖有指控,但尚無扭轉之法;雖有理想,但缺乏實踐的途徑,最後只能問天。

不過,薩伊德的情懷是偉大的,他能超越宗教與民族的對立,現實上又能不屈不撓的抗爭,難怪他日前逝世(上月廿五日),有識之土紛紛哀悼,本港報章亦有專文紀念,可見「德不孤,必有鄰」。我站在力爭東方文化價值之立場,當視薩伊德為同道。雖然薩伊德所著眼的東方,以中東回教文明為主,但同受西方文化之不公平、不客氣、不尊重對待,則中國、印度無以異。如今巴勒斯坦有薩伊德,印度、中國有誰?由此想到:當代的許多中國學者,跑到外國留學之後,卻以西方的眼、西方的價值觀念、西方的格套來回看中國,批評中國文化,力促我們向西方看齊,忘掉我們的傳統,實在也太愚昧了。看看薩伊德,不是更慚愧了嗎?

幸喜在香港,我們還有法住這一個地方,可以堂堂正正的弘揚中國文化,並力破當世盲目追隨西方文化與現實潮流者的虛妄。

謹以本文,悼念一個從未謀面,但卻同道的巴勒斯坦朋友!他首先戮破西方的知識面具,他是一位勇者。

 

* 原刊《法燈》256期,二○○三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