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方能凝聚人心?

 

霍韜晦

香港回歸五年,經濟和民生一直向下滑落;目前尚未知甚麼時候纔是底線,但以股票下降40%,大學生新入職點下降50%,樓價下降60%─70%,失業率達到7.8%。從這些數字看來,香港人的財富至少有一半蒸發在空氣中,失去工作的人很難再找回往日的待遇。難怪報紙每日都有走投無路或精神不堪負荷的市民自殺的報導,更殘忍的是父母先殺子女然後自殺。人心惶惶,風聲鶴唳,五年前誰會想到香港竟然是一個這樣的局面?

負責任的高官一直說這是由於外圍因素影響,香港正在進行經濟結構上的轉移,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其實政府是束手無策:外圍因素不是「背靠祖國」嗎?政府一直宣傳中國入世可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何以一點端倪都提不出來?至於世界外圍經濟,衰退是事實,但偏偏南韓卻提供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反例,在衰退中突圍而出。這說明甚麼?說明人的主觀能動性很重要,人的眼光很重要,這纔能在亂局中理出頭緒,當機立斷,帶領群眾走出低谷。

眼光以外,是全民的精神凝聚。目前香港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不但凝聚不了,反而互相怨懟,互相指責。政府固然威信受損,各政黨之間亦不能以大局為重,和衷共濟,反而小題大做,事事爭吵,加添分化。如此下去,香港危矣。

歷史上的教訓,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其滅亡往往不是外敵因素,而是自己腐爛。羅馬帝國如何亡?中國漢唐明清,也曾光盛一時,但最後如何?西諺所謂「最堅強的堡壘是從內部攻破」,《孫子》兵法也指出:「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到所有毛病都產生出來,已經無可挽救

《易經》〈蠱卦〉指出社會富裕久,便會沉溺而生腐敗,因此為政者必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意即保持危機感,凡事必預先綢繆,事後又再加總結,纔能保持活力;一旦麻痺,腐蝕即生,所以要隨時注意,隨時整治。歸結則在「振民育德」〈象傳〉,意即提升人民質素,纔能承擔使命。

問題是提升人的質素甚難。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人的知識普遍提高了,對政府和團體的要求也嚴格了,基於民主的理念,他們更知道自己纔是主人,因此要求政府怎麼辦。政府的運作必須透明,好讓他們監督。老實說,這已經不是對錯問題,而是文化觀念問題。一個文化理念,其來必有自,其去必有理。民主,作為近二百年來的推動,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似乎誰也不能抗拒。在這個大前提下,政府的執政與政策的推行,就必須有民意基礎。可惜民意如水,不但周流不定,而且會逐步向下,結果都是回到自己的利益上來抗爭。政黨,不過是某一利益階層的代表。民主到這一地步,可說已經是走進死胡同。議會政治爭吵不休,愈多黨愈分歧,也愈不成熟,這是我們學習西方的結果吧。

其實我無意批評民主。民主作為一個十八世紀的高貴理想是有歷史價值的,但如何使之充分實現,還有待每一代的人來思考、來補充、或來調節。我個人對此十年前已有文字討論,請參閱拙著《世紀之思》。總之,理論與操作都不能照搬。

香港的情形,是隨著知識的增加,民主意識提高了,權利文化也深入腦海了,但有關人自己的義務、修養、承擔的意義,則十分薄弱,甚至全無。依西方倫理學,權利倫理與義務倫理是很不同的概念,推動起來南轅北轍。證之歷史,則只有權利倫理流行,義務倫理則束之高閣。為甚麼這樣?此中即大有學問,為一切言提升人的質素者所應知。依我個人經驗所得,首先要把知識和生命兩個範疇分開,我們不能以處理知識的辦法去處理生命,或去成長生命。

現代人的局限是以處理知識的方法去處理一切,因為他們處理知識很成功,革新技術很成功,製造新產品很成功,結果把人的生命也視為產品,從外面去給以規範,這當然錯了。

提升人的質素不得其法,人的質素就會在權利文化中下沉,任你聲嘶力竭,也無補於事。政府領袖講了許多甚麼「風雨同舟」、「同心同德」的話,翌日就會被傳媒嘲笑。因為都是空話,都是口號。

凝聚人心不可從外面入,而只能自內出;而能自內出者,則必有賴於理想的呼喚。理想有普遍性,超越人自身,化解其私慾,亦化解其對權利之執著。但理想如何方能生起?則有賴於人內心之高貴之性情,所以須有啟迪性情之文化,纔能奠基。不過,上述所言,亦只能對有領悟者說,不足為旁人道。我不過是有感於香港當前處境,欲凝聚人心而未能,故略獻蕘之見耳!

人,總是要付代價的,纔能學得智慧。

 

 

* 原刊《法燈》243期,二○○二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