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之繼往開來

── 法住二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引言

 

霍韜晦

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在西潮的衝擊下,再沉再起,充分顯示其頑強的生命力,這絕非偶然。二十世紀初,先有梁啟超、章太炎、馬一浮、陳寅恪等史學家、經學家起而維護中國傳統,平章華洋;續有梁漱溟、張君勱、錢穆、熊十力等思想家、文化學者力拒西方思潮,意圖憑藉傳統資源重建儒家生活、儒家文化,甚至哲學體系;最後再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哲學家痛定思痛,去國之後,殫思精慮,一方面承認西方自由、民主、科學的價值,一方面挖深中國傳統,特別是心性論、本體論,以涵蓋西方思維,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儒學體系,把中國文化推上更高的台階,真是一大貢獻,值得我們讚嘆。

問題是:哲學上的體系的建造,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在現實社會中落實。反之,有人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的精神架空,與日常生活、制度、行事沾不上邊,所以中國文化變成了「遊魂」(余英時語),失去了軀體;這樣下去,會不會走向不存在?或者與現實生活徹底分開,而變成一種學院中人纔有興趣討論的東西?
中國文化的這種兩極化,暴露了今日儒學發展的危機,乃至佛學、道學的危機。學者往高處走,群眾卻向低處流。中國文化一向講「極高明而道中庸」,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在觀念上不斷超升,最後達至「圓教」,如天台宗之「即假即空即中」,與牟宗三先生的「圓善」,在思維上可說是無懈可擊,但社會現實上的精神信仰卻可能十分庸俗、十分迷信,斷為兩截。難怪許多人發出疑問:儒學或者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如果有,它將展現於何方?

尤其是,現代人的問題,已經很不同了:現代人在全球化的巿場經濟的席捲之下,民族界線開始模糊,國家主義不可能高樹。現代社會強調開放,這種開放首先還不是文化上的、政治上的,而是知識上的、技術上的、經濟上的,但逐漸必然牽動到制度、政治、與文化。例如,當我們要加入世貿的時候,必然要調整制度,放棄一部分主權,由互相合作,到互相接受,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兩種不同的文化就會慢慢融和。問題是;以誰為主?以何為先?當全球化成為一個大勢,誰能抗拒?不過弱國無外交,你要在會議桌上取得利益,背後還須有實力纔行。所以,文化重建不能高談闊論,如果你明白現實,則所謂守護中國文化,也許只能止於觀念,這就太可悲了。

難道,我們便沒有立足之地了嗎?除了日漸被市場經濟侵蝕的學院;要守,也不長久了。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一直在追隨著別人的腳步,我們已上賊船,要回頭上岸已不可能了。大勢如斯,講中國文化的人會有更多的無奈。何處是歸程?退回良知,退回心性,是古老的遺教;那麼我們今天是否要以赤裸裸的良知去抵禦利祿的市場?如古代的管寧、戴安道。但今天還可能有管寧嗎?清介自守已非人格問題,而是現代的社會結構使你再無空間。這是時代的悲劇,守護傳統者應知。強而行之,也太殘酷。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我們還能夠迴轉嗎?

在西方文化的進迫和轉動之下,其實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問題還不止此。至少,西方亦出現了它的批判。如馬古沙、哈伯馬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理性的批判,伽達默爾對知識論、科學主義的批判,顯示西方文化的內在緊張。但我們怎麼辦?我們站在哪一方?我們有方向嗎?順勢而趨還是逆流而上?

這是知識開放的時代,人人有權選擇任何角度評判世界,說得好是多元互動,說得不好是相對虛無。中國文化一直講信念,講超越嚮往。立足其間,能破陣而出嗎?

我記得在九九年,人類即將進入廿一世紀之際,我作了一篇有關「廿一世紀文化動向」的演講。結論提到在下一世紀,有幾項大工作要做:

一、 替知識定位,批判知識的絕對價值論;

二、 安頓技術,不要使之泛濫無歸,甚至為魔所用(如今天之生物科技);

三、 扭轉人心,重開教化之門,確立生命的成長之道;

四、 回歸東方文化,人人努力,共挽世界之下沉。

現在看來,這四項似乎仍有必須。繼往開來,並非「按照」傳統的課題、話語來講,而應該依據其精神、智慧、方向來「對應」今天的時代問題並轉化之。不離生活,不離現實,從生命出,纔有意義。

 

* 原刊《法燈》240期,二○○二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