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當今世界

霍韜晦

(原刊《法燈》293期,06年11月10日)

儒學衰落,始自滿清入關,迄今已近四百年。其中原因,首先自與宋明儒學把心思愈來愈用於心性之追尋,能成就人之道德人格而未能在客觀上克服困難以成事有關。如晚明之劉蕺山,由《中庸》之慎獨而歸本於《大學》之誠意,所見十分真切,平日自律十分嚴格,人皆畏之。明亡之後,更絕食殉道而死,不可謂不剛毅,但終究無補於國難,誠為可痛。面對時代悲劇,清初儒者不得不反省自身文化上之問題,一方面尋求經世之道。如黃梨洲寫《明夷待訪錄》,指出後世國君之權力已溢出其職分,因此必須回歸三代立法之原意,重建君道。能如此觸及獨裁者之利益,並指出這是體制問題,可說相當有識見,論者比之為廿六年後西方之洛克(J. Locke, 1632-1704)。所不同者,洛克生長於西方專制主義之末,其所提出的自然權利、公民政府觀念很快得到回應,再經歷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而一直影響到今天。清初諸儒只能批判君權而未能確立人權,解決辦法亦只能復古而不能開新,所以不能扭轉時代,反而被文化程度更低的異族政府打壓。這也就是說,清初諸儒很想在客觀事務上作出貢獻,不要空談心性,但由於一直缺乏這一方面的鍛煉,結果經世致用之學下降為樸學,專在文字訓詁上下工夫,不能承擔歷史文化之運命。這是儒學的萎縮,精神下降,變成「百無一用是書生」(黃仲則詩句)了。這是儒學嗎?這只能是退縮的儒學。

辛亥革命成功,按理,這是中國文化復位的一個契機。可惜,辛亥革命的動力雖然來自民族精神(如當時革命的口號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指導觀念則是西方的民主憲政,在中國並無淵源。即使革命成功,人民仍然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儒學不但幫不上忙,反而被清算。從五四時代起,儒學就被標上「落後」、「吃人」、「封建」、「反動」的標籤,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孔子更被描繪為「奴隸主利益的代言人」、「政治騙子」;有人說,這是影射周恩來,利用古人來作政治鬥爭,但儒學卻成為陪葬品。這一百年來,中國民族真是嚐遍苦難,自虐自殘,在極度自卑之中,把怨氣都發洩在祖宗身上。儒學的地位就更負面了,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只有海外港台尚有一息生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力挽狂瀾。

歷史無情,不過歷史亦有其公道:當偏執者、怨氣者、受害者、暴亂者的情緒爆炸過之後,中國人始終要面對自己身上所受過的傷痕;付出那麼多的代價,走到盡頭,難道還要走下去嗎?八十年代實行開放政策,我們終於承認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對解決經濟、釋放生產力很有辦法。現在中國不只是全民皆商,而是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

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是甚麼?就是功利:重視回報、重視效率、重視擁有、重視享受(消費)。雖然資本主義對生產很有辦法,但生產不是它的目的,獲取財富以滿足其擁有纔是目的。因此,你不要看西方的知識和科技都很進步,這些都不過獲取財富的工具;工具比甚麼都更重要。你要獲得這些工具,你便要亦步亦趨;所以中國還是要跟西方接軌。儒學,究竟還有甚麼價值呢?

要知道儒學的價值,歷史可能還需要再付代價。因為當大家還在擁抱西方價值的時候,看不到西方社會的危機,也看不到自身的危機。不錯,改革開放二十五年,我們開始獲得財富,也提升了我們在國際間的政治地位,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家庭都在急劇腐爛中。過去的共產黨員最講操守,但現在黨內身居要職的貪官何其多?據好些回國投資的企業家告訴我:現在中國幾乎已經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試想這遺禍將會多大?當年共產黨曾經攻擊國民黨腐敗,不想數十年後自己亦重蹈覆轍。締造一個歷史不容易,能堅守初心更難。所有的理想都是人自己破壞的,這樣的例子屢見不爽。這說明甚麼呢?說明理想不能離開人的成長來空懸;若只靠剎那間的熱情,即使驚天動地,也不能持久;熱情過後,理想就會煙消雲散。

人一定要在成長的過程中去體會自己的理想,去深化理想的內涵,去建立理想和自己的關連,纔知道自己的行動為不可易。必如此纔能做事,纔能堅持,纔能做到《易經》〈乾卦〉所說的元、亨、利、貞。

但是,這種生命成長的教育今天已經沒有了。在學校中固然沒有,在家庭和社會中也沒有。為甚麼?就是因為儒學已經被丟棄。五四中人以為儒學虛偽,現代人則要表現「真我」。但甚麼是「真我」呢?就是赤裸裸的原始,沒有修養、沒有文化的自我本能。人人以其原始性格相處,互爭成功,不懂禮讓,不懂孝敬,結果人倫世界毀滅。人倫世界是人類文明的最珍貴的建樹,唯有儒學知之;今人只有功利世界,一切只為了滿足本能,實際上是倒退到野蠻人的時代。處此非常時期,誰能看出關鍵呢?

重新弘揚儒學,推動生命成長的教育,不只中國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 原刊《法燈》293期,二○○六年十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