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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問題與後現代的焦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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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期《法燈》的文字，都涉及政治，尤其是香港的政制，不要說讀者煩厭，我寫多了也覺煩厭；六月中我本來要寫一篇紀念法住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也擱下了，很遺憾！ 由此可看到現代人的悲哀：你不想參與政治，但政治卻罩著你。從前中國人還可以享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曲詞；自己生活，自己勞動，真正享受「天賦」的自由，連孔子熱心政治，失意之後，仍然可以「率彼曠野」，弟子及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保持他的自由。但時代愈往後，人的空間愈來愈小，你只有向前衝殺，一旦失敗，你想如陶淵明那樣，「田園將蕪，胡不歸？」退返自然，已不可能了。一方面，數千年來中國人賴以成長的農村生活，已經全盤破壞，化為工廠；另一方面，政治的入侵，制度的繁瑣，已使你寸步難行。 這真是亙古以來的大變；變動的不只是生活方式，而是規範人、改變人、扭曲人的文化。文化如框架、如工模，人只是內裡的質料，經過「製作」之後，成為「產品」被送上市場。 這就是現代人的命運，你只能在制度下生存，毫無選擇。尤其是，如果你只是一個個體。 但諷剌的是：現代人偏偏被賦予「自由的權利」，而且這是個體的權利。但你真有這個權利嗎？ 香港已經回歸六年，相信香港人的感受最深。牢騷發過，你還是要回去面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生存。經濟仍然是第一關。 因此，掌管政治的人認為：只要搞好經濟，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從歷史得來的經驗，這句話有道理：古今中外的大變局，往往都是經濟問題引起。但如此循環，不是太侮辱人的智慧了嗎！生產力雖進步，產品雖有創意，文化雖然向前發展，但問題沒有解決。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不管是共產主義的理想，還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同樣在走過一圈之後，還是回到起點。 所以歷史問題其實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其實是人的問題，人為甚麼老是爭鬥？為甚麼老是糾纏不休？誰是誰非？誰真誰假？為甚麼一定要有輸贏？最後動刀槍，用暴力來證明自己合理。如美國製造大量的理由來入侵伊拉克，到發現這些理由全是虛假的時候，戰爭中的死難者豈不冤枉？有人建議賠償，金錢能賠償死去的生命嗎？ 人的荒謬在人思想的錮蔽：只看到自己存在，只看到自己利益，只知自己要求，只知自己有理；個人的世界打不破，自我的封執放不下，所謂理性、所謂思考、所謂分析、所謂溝通，完全無效。因為知識已淪為武器，理性已墮落成工具；人和我的對立，近代社會學所說的「他者」，根本無法打破。 這其中存在著思考的方法論問題，但更根本的是人對自己的疏離問題。人已經不再認識自我，反而只是順自我的本能而擴張。 現代哲學自存在主義之後，已充份認識人的疏離問題，但這只是指人際的關係說。社會學、心理學繼起，把疏離的成因歸究於現代工業社會、商業社會的結構，而不了解這是西方文化近五百年來外向思維的發展結果。釜底抽薪，須自文化中轉動，只有文化活轉，人類前途才有救。 近年，西方有一股後現代主義的新風吹起；此風由法、德兩地開始，現已蔓延至美國；他們批評現代主義中的理性、中心觀念、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進一步解構體系、解構制度、解構傳統，似乎有把文化重新活轉起來的可能。但我認為他們的方向和力度尚有不足。理由是他們所立足的觀念，仍是現代文化帶下來的理性、平等、自由；他們所感到的問題，正是現代文化、現代制度所造成的不公平與束縛，所以才發起攻擊。 這是後現代的焦慮，他們深深感受到現代文化有病，但未能找到病源。（關於此義，我在最近出版的《禪──創造者的哲學》一書中之〈禪與東西文化〉一文，已有涉及，另上月在法住所舉行的《當代文化批判》中之第四講〈後現代主義〉，亦有批判，讀者可以參閱。） 我想說的是：文化不能離開人，離開人的生命，而純理性地說。理性誠然可以成理，但都是外向思維，而且不同的人成不同之理，依西方人平面化之教，都放在同一平面而互是互非，最後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甚麼多元開放、甚麼交叉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只是一個理想的提法，根本不可能落實，反而造成內部的緊張。社會如是，個人亦如是，文化如果不能回歸生命，在自我中解決問題，甚麼都是白說。依於理性的外用，現代社會的理論，難道還少嗎？ 現代人的問題，正是理論破產的問題，人退回最原始的生活，甚麼都不相信，所以只有經濟最實際；再沒有理想，再沒有深度思維，每天只能按照市場訊息所匯成的大勢來生活。風裡落花，誰也不能作主。這是人類從來未有過的失落，也是從來未有過的虛無，西方的後現代是不是要重新找尋意義？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法住二十一年來的努力，正是想發出一個呼聲：人除了生存，除了經濟生活之外，還有甚麼？正當全人類，包括香港，都在為經濟掙扎的時候，下一個思考是甚麼？ 人若無遠見，就不能調整現實，遑論作領袖了。
-- 霍韜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