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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活在歷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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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香港爆發了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示威大遊行，參加人數遠超當局估計。政府中央政策組負責人劉兆佳最初曾估計約三萬人，結果竟然是五十萬人；規模之大，舉世震動。香港人一向溫順、不團結、又不大關心政治，為甚麼都被激怒了呢？尤其是參加的，不乏律師、醫生、護士、學者、教師、商人、傳媒、家庭主婦……幾乎是全民參與。何以致之？孰令致之？受損害的不但是香港聲譽、投資信心，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的招牌被砸破。奇怪的是：特首似乎在事前一點感覺都沒有，臨場才知道驚惶，說注意到「市民的訴求」。 香港回歸六年，淪落到這一地步的確是悲劇。當年鄧小平以「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思，非常漂亮地安定了香港人的心，也為台灣回歸，和世界不同政制思維的人提供了新出路，可說十分有遠見。但有關「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和執行方案，鄧小平未提出，正需要落實者填寫。在這一意義上，香港的管治班子可謂任重道遠；至少要做出一點成績，一方面向中央政府交代，一方面也是向歷史交代。可惜的是：特區政府的領導人，無此歷史通識，亦無此思維能力；而輔助管治的，又多為技術官僚，只能執行一些細眉細眼的方案；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竟無其人。六年來，特區政府所肆意進行者，都是破壞前朝留下來的統治根基，美其名為「改革」，但大都推行太急，未有充分準備便匆匆上馬，犯兵家之大忌，結果勞民傷財，無役不敗，怨聲載道，也就是當然的結果了。 我無意批評特首。從個人品格一說，我還是同意朱鎔基所說：「他是一個好人」；但從領袖所須要的質素和才幹上說，便遠有不逮。尸位素餐，弄至「我志未酬人亦苦」（石達開詩），何苦呢？如今進退維谷，不但香港人埋怨（五十萬示威群眾中，大部份呼喊他下台），還失落了中央的面子，更破壞了「一個兩制」的示範作用；至少，台灣已趁機大作文章，主張更要「一邊一國」了。 香港，回歸後當然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但由於其歷史地位與經濟實體，便有不尋常的意義。否則，當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便不會允許它繼續在中國南疆邊境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而存在；（試想：當年韓戰尚且能把聯合國軍逐回之三八線，何懼一老大英國？）鄧小平收回香港，亦答允五十年不變。這不只是香港的內部問題，更重要的是歷史的推移，香港有其重要角色。這必須從一個更高層次，即全球戰略的角度來了解，即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兩岸關係、中國與其他地區關係；香港均有展示作用；可惜，這一個鴻圖卻給一個不懂大局，只知埋首眼前事務的管家敗壞了。 其實，國家安全立法，無人反對，反對的是草率、粗暴、條文苛刻、不聽意見。香港回歸，人民應該當家作主，如溫家寶總理昨天對香港市民所說，因此希望我們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身份，從而達到理解、信任、和團結。問題是：香港人都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們正感到自己不被理解，又如何生起信任，乃至和政府團結呢？他們正深深感到：自己已走進一個歷史的狹谷，必須臨危振臂。他們很想和政府合作，但政府和他們合作嗎？ 香港的危機其實是完全可以消解的，因為完全沒有必要走到決裂的地步。香港的優勢仍在，優良的法制、優良的港口，熟悉貿易的人才，加上財政儲備仍然豐厚，市民素養不差，只要政府稍有遠見，執行政策不要左搖右擺，市場訊息清楚，帶動香港人配合中國經濟起飛，進行全球性的戰略部署，走出困局是不難的。 這不是犧牲香港，而是推行真正的一國兩制，不要將之停留在口號；市民根本從未得過較詳細或較能實行的指引。六年來，香港的爭拗很多，但從未就「一國兩制」舉行較大型及較具學術水平的研討會，亦無專書，詳為論述。很多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層次，操作起來，不同政經領域、不同的社會文化活動如何分合？須知「一國兩制」是個非常精闢，又非常弔詭的語言；它有矛盾，又有統一；它可以方便、容納許多不同的活動，但又可以守護一個最高的宗旨。一般人何能理解？六年來，特區政府給人的印象是只有「一國」，並無「兩制」，這就探討不深，膚淺化，有失鄧小平提出的原意。歷史任務不能完成，這才叫人遺憾。 歷史是向前走的，中國也在開放。當年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已全無意義。香港既位處中國和世界交往的樞紐，「一國兩制」是不是代表著某種融和，乃至不同文化所追求的不同價值的組合呢？「七•一」遊行，香港人已背負了某種歷史感，能否將之進一步開闊，看到香港人所承擔的歷史呢？ 人活在歷史中，有些東西比你個人的榮辱重要。
-- 霍韜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