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向非典負責？

──從四大華人地區的表現談到未來政制

這一次非典疫潮就像一面鏡子，來得快，去卻珊珊，把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台灣等幾個以華人為主的地區照察得清晰無比。

從政治層面而言，新加坡的反應最快，行動乾淨俐落，所以首先解除疫情，贏得世衛稱讚，足見新加坡的政府是一個有效率和負責任的政府。中國大陸最初雖然顢頇，對疫情缺少認識，但很快便採取果斷措施，把對治非典作為政治任務來處理，結果亦收效迅速，並未造成太大傷害。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等地雖是源頭，但政府反應鎮定，沒有停課、停市，沒有造成恐慌，一面動員中醫的醫療力量，雙管齊下，結果亦較快獲得世衛撤消旅遊警告，可見危機管理，的確首先需要一個冷靜、沉著的領導班子，而非空喊口號可以替代。

反觀香港和台灣，令人失望。簡單來說，香港慢，台灣亂：香港疫情已經爆發了兩周，湧現近百宗病例，政府還在那裡否認疫情擴散，沒有任何行動阻止，只把責任交給一二間醫院；台灣則把疫症作為政治工具，在未受感染時得意洋洋，大罵大陸，又宣稱台灣可以做到「三零」，即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這和香港特首在開始時要求醫護人員零感染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政治「秀」。不久，台灣疫症突然大幅上升，速度為全球之冠。正在最緊張的時刻，被隔離的和平醫院竟然發生病人和醫護人員的逃亡潮，也有人上吊自殺，跟著高雄的長庚醫院也有一百多名醫護人員集體辭職，有人發表公開信，直指「將帥無能，累死三軍」。看，這就是一直以民主先驅自命的台灣社會的真象。沒有人承擔責任，大難來時各自逃跑，可見人心多麼虛怯，民主教育發展到這一步也就太可怕了。香港的醫護人員至少沒有逃跑，雖然保護物資不足，但仍然一面流淚，一面拼搏。謝婉雯、鄭夏恩的自動請纓固然體現了她們的高尚情操，即使位處基層的健康助理員、病房服務員也是盡忠職守，贏得了所有香港人的尊敬。若問甚麼是香港精神？我認為這就是香港精神，在難關前絕不退縮。香港本來就甚麼都沒有，所有的繁華、經濟奇跡都是香港人胼手胝足奮鬥出來的。沒有人曾經施予過甚麼。香港人不需要施予，香港人只需要獲得公平的對待。

這種精神，有人稱之為專業精神。我不同意。這不是甚麼專業人員才特有的東西，我認為凡是一個有自尊的人，有責任感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表現。這次殉職的，不是也包括一位健康助理員和一位病房服務員嗎？她們都沒有受過甚麼高深的專業訓練，她們只是向工作負責，這就夠了。工作倫理不是語言，而是生命的表現。他們以生命作證。遺憾的是：香港人有此情操，但政府對他們不公平。至少，政府並沒有因此次悲劇而承擔責任。

由此談到這四個地區的文化，似乎愈深入模仿西方民主政制的愈糟糕，台灣即是一例。新加坡雖然也行民主制度，但批評者總是嫌她不夠開放，言論沒有自由，政府的管控太多；然而在此一役，新加坡政府的效能充分展現出來，不是要令人深思嗎？與此相同的，是大陸也有一個具有相當動員力量的政府，所以才能臨危不亂。

那麼，我在此是不是要讚揚「人治」式的管治呢？不是的，事情不能那麼簡單二分。世人總是把民主和人治對立，同時把美國視為民主典型，而中國則仍然停留在封建社會，仍然是「天子聖明」的時代。這是誤解，同時是中了流行政治話語之毒。

政治，就人類歷史所發展出來的模型來說，的確沒有許多選擇：除了古代的貴族政治或貴族共和（也是民主，如雅典及羅馬）之外，就只有君主專政和民主政制兩大類，致使人類的思維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所以沒有出路。我許多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民主、人治、德治〉（《法燈》８２期，一九八九年三月），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人不要只在政制上思考，人間其實沒有完善的制度，一切制度都是依時而轉，或與時俱進，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是甚麼人就會做甚麼事，所以必先講人的質素或領袖的質素；質素決定了人的思想、人的眼界、人的抉擇、和人的行動。質素不是天生，而是可學、可成長。孔子的貢獻，正在發明此理，所以他說聖人可學而至，孟子即說「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過去我們把此語只放在個人的修身上了解，其實它是治國的良方。問題是孔孟之後，我們沒有發展出一套可供「德治」落實的政制，也沒有真正解決生命成長、人才成長、領袖成長的教育方法問題 ，有心無力，有見無方，以致今日為孤陋者所踐踏，不只可惜，而且痛心！所以，若能應時代，展新機，胸藏萬古，垂愍後世，當重檢人類歷史，作出調節損益。如有真知灼見，則更可突破西方之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封建思維，子孫得益！

非典的反省，可能是契機。香港人是否願意率先投身作此歷史事業？若香港政府高層願意好好反省，首先對非典的失誤負責，先正己身，這個可能性或許存在。

--  霍韜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