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尋找現代精英?

── 從傳統之「士」說起

霍韜晦

自去年底,香港特首提出「新精英主義」,希望透過教育改革,培育出更多不但具有專業訓練、可以應付他口中常說的知識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人才之外,亦希望在處人處事方面,這些精英能做到「開明開放、用人唯才、秉公無私」的要求,以推動整個社會進步。論點發表之後,大家一時額手稱慶,蓋香港有如此之精英,自當穩坐釣魚船。問題是:如此理想之精英從何產生?當然是依賴教育與培養人才的制度。但目前香港改完又改的教育方案,早已令教師與學生身心俱疲。在這裡不須舉證,只須看報紙幾乎日日皆有老師或學生自殺的消息,已經令人無處呼吸。這是教育界從未經歷過的慘劇,豈可繼續麻痺?而培育人才的制度,表面上十分嚴密,考試、發牌的關卡很多,成績卻連年下降,各大機構不是不想用人,而是無人可用。

精英,精英在哪裡?

特首是給出了要求,但現實距離太遠。所以有些論者指出:特首的精英論與目前政府所推行的普及教育或平等主義的教育政策有矛盾;亦有學者認為:大學教育不能只迎合市場需要,應該高瞻遠矚,發展另類教育,甚至挑戰主流文化,批判主流文化。都提得很好,可惜難以落實。

難以落實的原因是沒有方法,只有目標,以致政府推行的改革,近幾年來都流於空談。改革必須有人才、有步驟、有策略、有準備,看得準、規劃得遠,謀定而後動。可惜回歸後,政府急於求成,推行全方位改革,上至制度,下至各行業的管理、政改、經改、教改、醫療體制亦改,甚至地產經紀、保險經紀、股票經紀、語文教師、校長,都要重新考試,要求人人增值。壓力增加,安全感卻下降,不但造成緊張,而且加上經濟通縮,我很擔心香港人的動力在這種不斷震盪的局面中消磨。

難怪董特首大呼需要精英。

但精英何處?精英不是我們要就有的。例如最近政府要成立部長制,但部長人選,卻不離原來的那一批公務員首長,換湯不換藥,老百姓實在不明所以:為甚麼要花費資源另立名目呢?換換名稱就是精英了嗎?可以滿足政府或香港人的要求了嗎?

這使我想起中國歷史上之「士」,每當朝代陵替、氣運逆轉之際,必有慷慨悲歌之士,攘臂而起、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這些「士」,也許不是今天的所謂精英,他們沒有專業學位,甚至沒有甚麼身份,他們只是讀書人,所憑藉的只是一點報國之心。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文天祥語)便要起來為自己所讀過的書作見證。「士」的最高守則是「行己有恥」(孔子答子貢語),「有恥」纔能擔當,最怕的是對自己的行為毫無反省,沒有羞恥心,做錯事還諉過他人。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強調問責制,但所謂「問責」,不過是引咎辭職,所針對的只是「職分」,而非人格上的虧損,更非對「道」的擔當。老實說,現代人根本不知道「道」為何物,「精英」只是一個專業知識分子的代名詞,甚至連「知識分子」也不配享用,因為在現代的知識規範下,「精英」只是依學術標準泡製出來的產品,成為解決某些技術問題的一個工具而已。

難怪最近美國開始流行「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理念,以與傳統的學術專家對抗。「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關心社會、有批判力、抗衡主流文化、監督政府,這與中國傳統的「士」頗為相近。「士」就是要「志於道」,因此「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論語》〈憲問〉)。孔子之意,很明顯就是要對社會、國家民族、歷史文化有所擔當,由此而獻出身命,均在所不計。因此纔有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的話。這種精神,當然不是一般只擁有一些知識作工具的人所能做到。

問題是:美國現在所鼓吹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過是一種現實需求。他們在知識專業不斷分化和工具化之後,開始明白到知識分子不能長期寄居於象牙之塔,以所謂學術上的身份來裝飾自己,這只有讓自己分裂:知識與生命分裂。知識分子若是人,便不能逃離其作為一個「人」的責任。純知識的發展,只有使自己的生命枯死。所以我常說:知識和文化,須要回歸生命,尤其是要回歸生命的性情。但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能覺醒到這一步麼?據提出這一觀點的哈佛學者普士拿(Richard A. Posner)所說,「公共知識分子」多為位處傳媒,或出席電台節目,參與論壇,或撰寫評論文章,以發揮輿論力量的人。這的確很重要,通過「公共知識分子」的分析,可以幫助群眾了解問題,投票表態,發揮民主力量。但我們也明白:傳媒不是教育機構,它只是一個大眾巿場,這些「公共知識分子」會不會譁眾取寵,投消費者之所好?大堪疑問。即使他們有些人有操守,仗義執言,但市場仍是市場。所以追溯下去,我們便可以看到一些在社會現象、市場文化背後更深沉的東西,你沒有辦法。

這是甚麼?這就是我們整個歷史文化的河床。河床如是,甚麼設計、甚麼制度、甚麼理想都會被污染,或被扭曲。我們為甚麼會失去「士」的傳統?卻去找尋現代的「精英」?有用嗎?不固本,不培元,卻想走捷徑,是不可能的。同時,不明其中關鍵,以為人才的長養可以靠現代之專業訓練、知識教育產生,範疇倒置,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我想還是要回到傳統的「士」的教育上來。先立其大者,先有精神修養,精英纔不會陷在知識的泥沼中而失去方向;特首的要求纔有可能做到。

 

* 原刊《法燈》238•239期,二○○二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