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超升的世界 

── 當代西方文化動向感言

霍韜晦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之後，即呈一進一退的背向相裂之勢。表面上看，是人獲得解放了，人自由了，人的空間大了，人的知識多了，人的能力可以充分發揮了，人不但能夠提升他的生產力，而且可以取得豐厚的回報和生活享受。難怪西方人把這一動向稱為「進步」（progress），似乎一切都在人的控制之中，符合理性預期。通過理性思考，人不但控制自然，還懂得為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建立制度，訂下遊戲規則，以為這樣就是幸福生活，於是甚麼民主、人權、法制、選舉……紛紛登場。可惜的是：社會仍然混亂，罪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急劇上升；產品雖多，但人的內心已愈來愈麻木，廠家需要不斷推出新發明來刺激市場，降價來吸引消費，卻不知道人類文明已陷進惡性循環，人已經無力自救。

為甚麼？因為知識、技術進步的另一面，是人精神和思維能力的衰退。也許，作為西方文明的主流，如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歷史似乎是由它們推動，創造出巨大財富，但這就是人類創造力的表現了嗎？表面看是如此，實際上並不。為甚麼？因為在科學、技術的巨大力量與維護這種力量的社會文化之前，個人已無選擇。由經驗作起點，通過歸納，推論事實如此，再肯定客觀世界是如此，這是科學之路；變成知識，然後把我們控制。當這種思維在社會上變成唯一之後，就如法蘭克福學派所批評，即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所以科學知識、技術革新，並非沒有價值色彩，它們要登上女王位置，統治這個世間。在這種情形下，人的精神就萎縮了，哲學失去了它的根據地，不能再過問價值問題，只好去研究邏輯和思考方法，為科學服務，結果淪為對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語言）的檢查（如維根斯坦）。哲學宣告死亡。

時代要拯救哲學，其實是要為人類文化的創造力留下空間。此創造力的源頭在人，在人的精神生命，所以當代有遠見的哲學者，如胡塞爾，如海德格、如伽達默爾、如哈伯馬斯（J. Habermas），無不對當代科學獨尊的局面深感憂慮，認為是一種文化危機或精神危機，有必要對科學主義甚至科學理論提出批判。譬如胡賽爾的「生活世界」（Lebenswelf），便是催使我們回到在科學理論產生之前人已有的精神展現，這纔是一切理論產生的前提；又如海德格，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存在，不要如前人那樣想辦法去定義「存在」。「存在」（Dasein）其實並非為一思維對象，而只能是一種呈現；而且不是單一的或獨立的呈現，如康德所設想的有一自在之物在支撐，而是彼此關連的，或者是不斷地向我們開放的。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向自己提問，作一親證。如是，科學如何能認識之？所以必有所錯會。承此思路，伽達默爾進一步提出一種新的真理觀點，這絕非科學方法，即歸納法所能達致。科學方法要求與事實一致，但人的精神活動不是事實問題，而是自身的呈現問題；如何掌握，也沒有客觀標準，所以須要詮釋，須要交往，須要深入。能夠展現這種真理的，依伽達默爾，最好是通過文學藝術，而不是科學；亦只有這樣，纔能挽救現代人精神的沉淪。最後，哈伯馬斯援引伽達默爾的理論，進一步提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溝通行動理論。依哈氏之見，真理既不在客觀事實那裡，亦不在已構成的抽象規則之邏輯之中，而是與生活結合的，不離人的參與的，所以必須通過「溝通」（communication）來達成共識（consensus）；共識誠然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卻是通向真理之門，所以需要進一步探討形成共識的條件，這也就是哈伯馬斯所說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依此，參與的雙方可獲致有效的溝通，以解決通向真理的道路問題。有關哈氏的理論在此不擬詳論，但我們可以指出：他是力圖把真理觀念從自然世界回歸社會，而社會並非外在於個人（觀察者）的自存之物，所以科學知識所預設的主客二元的認知格局在此必須捨棄，這樣我們反而有可能深入存在，解決具體問題。

　　上述所引的幾位當代哲學家，他們的努力相當明顯：就是要在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哲學的主流之下來挽救西方文明，也就是挽救西方哲學。因為哲學的主要精神和功能就是批判，任何一種主義或思潮絕對化之後就會失去反省能力，社會必須容許反對聲音，真理亦並非由那一種觀點獨佔，只有不斷的互動纔能探索。這亦可以說是民主或開放社會的精義：讓每一個人來參與，不要意識形態，也不要讓文明停滯；要保持生命力。這一點，在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中尤其得到體現。

　　但是，我仍表懷疑：這一個動向，真的能夠挽救西方文化的向下沉淪嗎？真的能夠重新賦予哲學以生命力嗎？要治療一種文化，猶如治療一個人的生命，首先要明白病源：西方文化的病已非一日，其病在以觀察者的身份，以探求知識的角度來看世界，甚至來看他自己，所以永遠都停留在觀察，而與世界劃下鴻溝，以致不斷要求檢證或否證。這是一種外向性和二元性的思維，其死穴已為休謨所指出，上述幾位當代學者的轉向，有其必然。問題是西方文化為甚麼有這種思維，而且一直延續這種思維？在某一層次來說，伽達默爾是對的，因為他要撥開這種思維而另尋起點，可惜他只能找到中世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而不能更深入，錯過了對生命本源（非生物義）的認識。至於哈伯馬斯，為了強調批判，於是再回到理性立場，這就使得他的真理觀點無論走得多遠，始終還是要在理性的基礎上成立，換言之始終是外向性的思維，而且論證無盡。禪宗所謂以楔出楔，何能解決？何況作社會層次的溝通，問題遠比哈伯馬斯設想的複雜；並非他所提出的幾個甚麼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真理性（truth）、真誠性（truthfulness）和適切性（rightness）所能簡化。例如參與對話的人的質素問題，在現存民主機制之下已無法解決。講到底這些都是外向思維、平面思維，這幾位當代學者唯一的貢獻是呼喚我們的注意力，從自然科學轉到人身上吧了。但是，由於他們對人的深處體會不足，亦無方法進入，所以最後只能平放到社會。須知社會是一個網絡，互相拉扯，最後還是多數取勝。這是講勢、講力，不是講理，更不是講心、講性情。所以我認為我們所面對的社會是一個無力超升的世界，儘管當代的西方學者已有覺醒，但覺醒不足，還沒有找到超升的動力源頭。哈伯馬斯的設計，烏托邦式的空想而已。

* 原刊《法燈》234期，二○○一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