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超升的世界 

── 當代西方文化動向感言



霍韜晦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之後,即呈一進一退的背向相裂之勢。表面上看,是人獲得解放了,人自由了,人的空間大了,人的知識多了,人的能力可以充分發揮了,人不但能夠提升他的生產力,而且可以取得豐厚的回報和生活享受。難怪西方人把這一動向稱為「進步」(progress),似乎一切都在人的控制之中,符合理性預期。通過理性思考,人不但控制自然,還懂得為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建立制度,訂下遊戲規則,以為這樣就是幸福生活,於是甚麼民主、人權、法制、選舉……紛紛登場。可惜的是:社會仍然混亂,罪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急劇上升;產品雖多,但人的內心已愈來愈麻木,廠家需要不斷推出新發明來刺激市場,降價來吸引消費,卻不知道人類文明已陷進惡性循環,人已經無力自救。

為甚麼?因為知識、技術進步的另一面,是人精神和思維能力的衰退。也許,作為西方文明的主流,如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歷史似乎是由它們推動,創造出巨大財富,但這就是人類創造力的表現了嗎?表面看是如此,實際上並不。為甚麼?因為在科學、技術的巨大力量與維護這種力量的社會文化之前,個人已無選擇。由經驗作起點,通過歸納,推論事實如此,再肯定客觀世界是如此,這是科學之路;變成知識,然後把我們控制。當這種思維在社會上變成唯一之後,就如法蘭克福學派所批評,即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所以科學知識、技術革新,並非沒有價值色彩,它們要登上女王位置,統治這個世間。在這種情形下,人的精神就萎縮了,哲學失去了它的根據地,不能再過問價值問題,只好去研究邏輯和思考方法,為科學服務,結果淪為對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語言)的檢查(如維根斯坦)。哲學宣告死亡。

時代要拯救哲學,其實是要為人類文化的創造力留下空間。此創造力的源頭在人,在人的精神生命,所以當代有遠見的哲學者,如胡塞爾,如海德格、如伽達默爾、如哈伯馬斯(J. Habermas),無不對當代科學獨尊的局面深感憂慮,認為是一種文化危機或精神危機,有必要對科學主義甚至科學理論提出批判。譬如胡賽爾的「生活世界」(Lebenswelf),便是催使我們回到在科學理論產生之前人已有的精神展現,這纔是一切理論產生的前提;又如海德格,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存在,不要如前人那樣想辦法去定義「存在」。「存在」(Dasein)其實並非為一思維對象,而只能是一種呈現;而且不是單一的或獨立的呈現,如康德所設想的有一自在之物在支撐,而是彼此關連的,或者是不斷地向我們開放的。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向自己提問,作一親證。如是,科學如何能認識之?所以必有所錯會。承此思路,伽達默爾進一步提出一種新的真理觀點,這絕非科學方法,即歸納法所能達致。科學方法要求與事實一致,但人的精神活動不是事實問題,而是自身的呈現問題;如何掌握,也沒有客觀標準,所以須要詮釋,須要交往,須要深入。能夠展現這種真理的,依伽達默爾,最好是通過文學藝術,而不是科學;亦只有這樣,纔能挽救現代人精神的沉淪。最後,哈伯馬斯援引伽達默爾的理論,進一步提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溝通行動理論。依哈氏之見,真理既不在客觀事實那裡,亦不在已構成的抽象規則之邏輯之中,而是與生活結合的,不離人的參與的,所以必須通過「溝通」(communication)來達成共識(consensus);共識誠然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卻是通向真理之門,所以需要進一步探討形成共識的條件,這也就是哈伯馬斯所說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依此,參與的雙方可獲致有效的溝通,以解決通向真理的道路問題。有關哈氏的理論在此不擬詳論,但我們可以指出:他是力圖把真理觀念從自然世界回歸社會,而社會並非外在於個人(觀察者)的自存之物,所以科學知識所預設的主客二元的認知格局在此必須捨棄,這樣我們反而有可能深入存在,解決具體問題。

  上述所引的幾位當代哲學家,他們的努力相當明顯:就是要在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哲學的主流之下來挽救西方文明,也就是挽救西方哲學。因為哲學的主要精神和功能就是批判,任何一種主義或思潮絕對化之後就會失去反省能力,社會必須容許反對聲音,真理亦並非由那一種觀點獨佔,只有不斷的互動纔能探索。這亦可以說是民主或開放社會的精義:讓每一個人來參與,不要意識形態,也不要讓文明停滯;要保持生命力。這一點,在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中尤其得到體現。

  但是,我仍表懷疑:這一個動向,真的能夠挽救西方文化的向下沉淪嗎?真的能夠重新賦予哲學以生命力嗎?要治療一種文化,猶如治療一個人的生命,首先要明白病源:西方文化的病已非一日,其病在以觀察者的身份,以探求知識的角度來看世界,甚至來看他自己,所以永遠都停留在觀察,而與世界劃下鴻溝,以致不斷要求檢證或否證。這是一種外向性和二元性的思維,其死穴已為休謨所指出,上述幾位當代學者的轉向,有其必然。問題是西方文化為甚麼有這種思維,而且一直延續這種思維?在某一層次來說,伽達默爾是對的,因為他要撥開這種思維而另尋起點,可惜他只能找到中世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而不能更深入,錯過了對生命本源(非生物義)的認識。至於哈伯馬斯,為了強調批判,於是再回到理性立場,這就使得他的真理觀點無論走得多遠,始終還是要在理性的基礎上成立,換言之始終是外向性的思維,而且論證無盡。禪宗所謂以楔出楔,何能解決?何況作社會層次的溝通,問題遠比哈伯馬斯設想的複雜;並非他所提出的幾個甚麼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真理性(truth)、真誠性(truthfulness)和適切性(rightness)所能簡化。例如參與對話的人的質素問題,在現存民主機制之下已無法解決。講到底這些都是外向思維、平面思維,這幾位當代學者唯一的貢獻是呼喚我們的注意力,從自然科學轉到人身上吧了。但是,由於他們對人的深處體會不足,亦無方法進入,所以最後只能平放到社會。須知社會是一個網絡,互相拉扯,最後還是多數取勝。這是講勢、講力,不是講理,更不是講心、講性情。所以我認為我們所面對的社會是一個無力超升的世界,儘管當代的西方學者已有覺醒,但覺醒不足,還沒有找到超升的動力源頭。哈伯馬斯的設計,烏托邦式的空想而已。

 

* 原刊《法燈》234期,二○○一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