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應向生命回歸

霍韜晦

自從十三年前(1988),法住文化書院發起召開第一屆紀念當代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而舉行的「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獲得許多學術機構響應,紛紛參與協辦,如台灣鵝湖雜誌、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美國哈佛大學儒學研究會、北京中國文化書院,都派遣代表,聚會香港;而兩岸研究中國文化學者,隔閡多年,亦首次在香港暢聚。此後,儒學會議相繼在各地召開:台北、新加坡、大陸省市、遠達歐美,所討論的人物,亦不限於當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牟宗三、徐復觀,更溯源至孔子,在孔子故鄉曲阜舉行了好幾次大規模的儒學會議和祭孔大典。再順著朝代下來,漢儒、宋儒、明儒、清儒的代表人物亦被提到會議場上;特別是朱熹、王陽明,更連番舉行,可見學術的注意力,對儒學是愈來愈重視。而另一方面,會議的主題,亦從人物擴展到與時代的關連,如儒學與東亞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社會倫理、生命倫理、教育……等各種專題,亦紛紛湧現。這說明了甚麼?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單講經濟已不足夠,還需要運用文化資源來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而文化資源,我們還有哪些可以借重的呢?人窮則呼天,事實上,我們沒有多少可以運用。西方的那一套,可以提供知識、提供技術,但光是知識、光是技術就夠了嗎?生命是甚麼?社會是甚麼?我們如何走下去?現代社會的問題也許首先是如何提升生產力的問題,亦即如何發展經濟、如何改善人的生活的問題,但生活改善之後,我們發現只是改善了人的物質供應,精神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下降;愈「先進」的社會,愈開放的社會,其犯罪率、自殺率亦大升,家庭悲劇的數字亦大升。這證明了知識技術解決不了人的安全問題,人的幸福問題。儘管現代社會還有法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制除了更繁瑣、更複雜地製訂之外,不見得能有甚麼積極的貢獻。

也許這也是儒學會議和相類似的文化會議之所以不斷舉行的原因。我們需要向歷史請教,希望古為今用:現實的處境是如此迫切,我們不能不找尋醫治的良方。可惜這樣的心態始終是現實的心態,所以只把儒學看成一種「資源」,其性質是功利主義的。我認為:從這一個視角來看儒學,很有偏差,亦看不到深處,更遑論抵達其生命成長的境界。

討論時代問題是如此,討論歷史問題其距離更遠。許多會議以學術為名,所討論的便不外落在經典文獻的考察、核心概念的詮釋、和討論架構的建立上,雖云周密,但不免落入觀念之事、架構之執,結果愈精密者愈封閉,不但唯我獨尊,而且距離真相甚遠。夢中言夢,十分可惜。

因此近年來,我已不大熱心出席這些會議,雖蒙邀請,只有敬謝。我並不否認討論的價值:知識,始終要在互動中前進,則討論和辯論亦不可少;但真要進步,則非單純的辯論可以達到,還要有放下自己和放下論辯之心。如當年朱陸異同,在鵝湖激辯,便始終不能合,雙方事前均有求勝之心,辯論時又一味堅持自己立場,則歧見如何可解?(參看拙文〈鵝湖之會與中國哲學方法〉,《中國書院之旅》收)所以我近年轉而注意生命成長、精神超升之障礙是甚麼的問題,同時尋求出消除這些障礙的具體方法。我發現:這就不是知識問題,一個人能否成長、進步,根本與其對儒學知識的了解的多少無關。換言之,你可以在知識上很了解孔子,在理論上又能替孔子立一詮釋架構,甚至周密緊嚴,滴水不進,但你並無孔子的生命成長的體驗,你還是站在外面,根本未能進入孔子的內心世界,更不知道他理想的立足的根基。

生命不同於知識,知識只是我們了解對象的渠道,可以構成一觀景;發展不同,觀景亦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所以可以爭辯不止,而歸之無窮,到底不能安頓人心。生命都是你自己,每行一步,都不能回頭,不但成為你的經驗,更成為你生命成長的組成部分,所以不能更改。你如何成長你自己?你如何無悔人生?你如何清晰你自己的方向,以有限的歲月,展現無窮的生命力量?

這就是行動問題、抉擇問題、智慧問題、眼光問題、氣度問題、胸襟問題、理想問題、意志問題,而不是知識問題。知識可以提供指引,但抉擇在人、行動在人。不同素養的人就會有不同的抉擇、不同的行動;了解到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甚麼是「待其人而行」。

知識造成平面化,即形成一價值平面。在此觀點下,人人都沒有分別,只有知識相異,但生命不是一個平面,它是一個精神立體,可以層層升進。問題是:這樣的對比還是知識,所以最後我們必須翻出知識的方法論,另闢生命成長的階梯,不能再以求取知識的方法來進入生命,這纔能首開生命之門。

儒學,其實是這樣。所以我們為甚麼還要沿用知識的方法論呢?

儒學,應向生命回歸。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新航機上


* 原刊《法燈》227期,二○○一年五月一日